谈起学生，陈宥妤习惯说「我的孩子们」，还曾被人反问，究竟生了几个？ 那些早已毕业、偶尔返校分享近况的孩子，也在她的牵挂里。 与她搭档的吴嘉明，同样从学生多年后的回馈，看见教育留下的痕迹。 两人都念特教，走进教室前的经历却不相同。 陈宥妤从小想当老师，一路在特殊教育领域念到博士，最初专长偏向身心障碍教育。 成为资优班老师时，她也曾困惑：「他们那么聪明，我到底要教什么？ 」 陈宥妤成为资优班老师时，她也曾困惑：「他们那么聪明，我到底要教什么？ 」（风传媒摄） 教授人文课程、带孩子认识社区后，她逐渐发现，学得快、知道得多，不代表已经理解生活。 原本自认是听话的乖乖牌，反而常被学生追问：事情为什么这样安排？ 这样公平吗？

「我的孩子比我更敢去对这个世界提问。 」她说。 吴嘉明则从服务社团出发，大学期间成立协会，带学弟妹到国小课辅、办营队，毕业后投入非营利组织工作。 因父亲健康因素回彰化任教，他把体制外教育的经验带入学校，希望课程持续与外界链接。 当自己的孩子在员林念书，他也以家长身分邀其他家庭走读，让认识地方成为亲子一起经历的事。 吴嘉明因父亲健康因素回彰化任教，他把体制外教育的经验带入学校，希望课程持续与外界链接。 （风传媒摄） 教育的影响，往往无法立刻验收。 吴嘉明记得，一名参与交通安全行动的男孩，曾赴海外分享，后来持续投入服务，即使进入医学系，也没有放下这件事。 让他欣慰的，是孩子在专业之外，仍愿意为别人付出。

陈宥妤从孩子身上学会，不能把所有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吴嘉明想送给孩子的则是实践：和家人买菜来煮，想修的东西就试着修，把想像放进生活。 一路同行，两人陪孩子认识世界，也在孩子的提问与选择中，继续学习如何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