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拥有足以遮风避雨的屋檐起，就和鬼屋成了老相识」，一八九○年代末，后来转型为灵异研究者的苏格兰诗人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如此断言。 当时，通灵热潮正席卷英美，超心理学领域也处于令人兴奋的萌芽阶段。 这是一个宏大的论点，乍看之下也颇具说服力。 鬼魂在兰格所处的时代是当红话题，几乎每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都曾听过或读过所谓鬼屋的传闻，甚至看过鬼屋的图片。 事实上，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所以，我们或许会顺理成章地接受兰格的说法，认为鬼屋自古便存在，或至少和房屋建筑的历史一样长久。 此外，兰格更暗示这是一种全球性现象。

一个多世纪后，超自然现象研究者大卫．泰勒（David Taylor）引述兰格的话写道：「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每个社区都有一栋『鬼屋』，一栋在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都成为强烈文化标志的建筑。 」同样地，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至少如果我们纯粹根据自己的文化假设来判断的话。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对了一部分。 的确，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有所谓闹鬼的建筑实例，其中有些也确实可以被称为「房屋」─即某种形式的住宅结构。 但是，我们当代西方语境中的闹鬼房屋─那种多房间、多楼层、由内核家庭居住，并被过往住户灵魂萦绕的住宅形式─真的是全球共通、亘古不变的存在吗？

兰格在一八九七年的大部头著作《梦境与鬼魂》（Dreams and Ghosts）中，其实有点自打嘴巴。 他先慷慨激昂地宣称鬼屋是跨越时空、放诸四海皆然的存在，随后就补上几个站不住脚的例子。 他写道：「澳洲黑人［原文如此］只拥有简陋的屏蔽物或斜棚，因此在澳洲，亡灵是通过敲击树干来显灵。 」如此看来，那其实比较像是「闹鬼的树」吧…… 他接着枚举达雅族（Dayaks）的「高脚屋」─这群婆罗洲原住民传统上居住在架高的集体建筑中，一栋屋子可容纳多达三十个家庭。 他还提到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那是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里面住着数十名以信仰而非血缘维系的男性。

最后，他提出「宫殿与佃农小屋」，这是他举出的例子中，唯二真正符合我们现今对鬼屋认知的建筑前身。 追根究柢，我们熟悉的鬼屋形象，无非反映了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典型独栋住宅的一幅扭曲镜像。 然而，直到相对近代，欧洲社会除了极少数最富裕阶层之外，几乎没有人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在英格兰，直到十七世纪末，劳动阶级的穷人才得以搬离简陋的单间木屋，住进以石材或砖块建成、配有玻璃窗与烟囱的耐久性住宅─这些舒适条件原是上流阶级专属的特权。 即便今天，全球仍有许多人没有能力或不习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更遑论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人不幸被迫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或暂时迁移。 即使在已开发与开发中国家，许多居民也不熟悉独栋住宅的生活型态。

当代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居住在集合式住宅里，即便中产或上层阶级也不例外。 据估计，超过九成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公寓大楼。 空间限制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人们难以选择独栋或半独立的住宅。 在日本，超过一亿一千万人口住在小型住宅或公寓中，因为该国多数人口集中在东京等大都市。 在东亚，人们对鬼屋的信仰不如西方世界普遍。 的确，该地区也有所谓的「瑕疵宅」概念─粤语称为「凶宅」，日语则称「事故对象」，这类房产的租金或售价往往比市场平均价格低上四成。 日本有其本土的鬼屋概念─称为「幽灵屋」，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其内涵与西方的版本大不相同；而且整体而言，日本的超自然传统远不如西方那样聚焦于居家空间。

根据日本民俗专家柴克．戴维森（Zack Davisson）的说法： ［日本文化中所理解的］鬼魂有两种。 一种是「地缚灵」，受特定地点束缚，但比较少见……大多数日本幽灵属于「浮游灵」，能自由飘荡。 它们会跟随所纠缠的人移动，较少依附于某个固定场所，更常见的是附著于人身。 同样地，在人民拥有强烈灵性信仰的墨西哥，鬼魂也更倾向以自由飘泊的形态存在。 鉴于当地有近三成四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无力负担宽敞的独栋住宅，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 约三千四百万墨西哥人栖身在都市边缘的贫民窟，房屋以纸板、芦苇等脆弱且不耐久的材料搭建，一个房间往往挤进超过两人。

墨西哥的灵性信仰融合罗马天主教与前哥伦布时期的阿兹特克及马雅传统，其中的文化界线随着时间逐渐模糊。 正因如此，史学家对墨西哥最著名的超自然传统「亡灵节」的真正起源仍存有分歧。 这项庆典通常在每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间举行，家族成员会在此时齐聚一堂祭拜祖先，表达追思之意。 这个节日究竟是源于更古老的异教信仰，还是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演变而来，至今仍未有定论。 但无论起源为何，这个仪式的内核始终围绕着一个想像：逝者的灵魂每年会重返人间一次，接受生者的供奉与礼物。 这些幽魂并非令人畏惧的陌生鬼怪，而是我们已逝的亲人，理应受到欢迎与尊敬，而非害怕，而且它们绝不会被束缚在生前居住的房子里。

如果子孙搬家，这些幽魂也会跟着前往新居，到新的地址探望他们。 从南太平洋群岛到尼泊尔，再到东欧，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的亡灵节庆；这说明，比起英美文化中的鬼屋模式，这类庆典代表的灵界观念其实更普遍。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人相信鬼魂会依附于某个特定地点─放眼全球，各地都有闹鬼的桥梁、道路、森林、湖泊，当然，还有房屋。 但我们确实似乎特别执著于相信：鬼魂最自然的归宿，就是它们生前的家。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部分源于西方自身宗教传统的发展─一段有时令人不安的转变历程，从注重仪式、带有迷信色彩的罗马天主教，逐渐转向更朴实、以新教为主流的思想体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对鬼屋的信仰（或至少是兴趣）快速增长的时期，恰好与越来越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有能力负担自有房屋的时期重叠。 大约在一七六○年至一八三○年间，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生产模式，替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新兴中产阶级崛起铺路。 这个庞大的群体经营着自己的事业，生活条件不仅胜过以往的劳动阶层，甚至比当今的普通上班族更优渥。 他们买得起宽敞、干净─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拥有隐私的住宅，来安顿自己的内核家庭。 在中世纪农民的狭小茅屋（或甚至城堡的公共大厅里），人们几乎没有私密空间可言。 而格鲁吉亚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一般住宅，则为屋主及其家人提供区隔开来、可各自退居其内的独立空间。

因此，住宅演变为个人与家庭自主性的神圣领地，成为抵御外界纷扰的避风港。 它不再仅仅是「房屋」（由一堆砖瓦搭成的冰冷建筑），而是彻底升华为「家」（在古英语中，这个字眼既指实体居所，也意味着抽象的归属之地）。 在这个刚刚获得重大象征意义的空间里，中产阶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投射了他们最珍视的所有价值观：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们最深切的焦虑。 这些根植于心的情绪，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 诚如文化地理学家爱丽森．布伦特（Alison Blunt）与萝宾．道林（Robyn Dowling）所言： 家……是一处地方，是我们居住的场所。 但更重要的是，家也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观念与想像。

这些情感可能是归属、渴望与亲密……却也可能掺杂了恐惧、暴力与疏离。 所以，如果说典型的家庭住宅诞生于工业革命，而其骇人的反面─鬼屋也接踵而至，那么我们今日最熟悉的鬼屋形象恰好源自同一时期，也就合情合理了。 《鬼屋是如何诞生的：一部关于恐惧、建筑与文化迷恋的历史鬼屋》书封 ＊作者凯特琳．布莱克威尔．贝恩斯（Caitlin Blackwell Baines），专研哥德艺术与建筑的艺术史学者。 本文选自作者著作《鬼屋是如何诞生的：一部关于恐惧、建筑与文化迷恋的历史》（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