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罢免期间，「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一夕成为台派青鸟的金句，甚至流传至今。 人人皆云作者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实则根本是一场自我浪漫化的错误寄情与幻想。 当时即有识者指出，聂鲁达从未写过这个句子，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郑南榕纪录片的制作团队，他们把聂鲁达原诗句「我还是爱我的寒冷的小国家」，进行了充满台独意象的投射式改编。 有趣的是，今年刚出版的一本聂鲁达图像传记，从书名到行销包装，依旧无处不见聂鲁达从未说过的「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似乎只要合乎台湾读者的胃口，恣意把传主「改头换面」也在所不惜。 错读聂鲁达的讽刺？ 与此同时，这本书的宣传找来许多知名学者挂名推荐，但多数人不是台独就是亲美。

真令人好奇，如此亵渎意味极强的做法，究竟是在推崇聂鲁达，还是一种「高级黑」？ 其实只要把「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声称改编的原作《伐木者，醒来吧！ 》拿来一读，就会发现聂鲁达本人的信仰与实践，在台湾遭到「张冠李戴」式的对待，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作于1948年的《伐木者，醒来吧！ 》，原诗长达6节，诗人一方面颂扬和平的可贵，另一方面更是强烈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干预不同国家的内战，才会让人民饱受烽火漫天之苦。 其中，中国也是聂鲁达关怀的对象，他看到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政权，使得中国人民与土地陷入分裂与阋墙。 因此，这不只是一首反美诗作，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更是聂鲁达控诉的矛头所指。

做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党员，聂鲁达对于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投以了高度的期待与希望。 聂鲁达曾经三度造访中国，两次是在新中国建政之后。 1951年他写下《向中国致敬》一诗，内容表达了他对中国劳苦大众自立自强的拥抱，还可以看到对于毛泽东的颂扬，当然也包括台湾被割据政权分断出来的愤怒。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译者与作者在华沙相见欢，聂鲁达为这个版本亲写题词：「万岁，毛泽东！ 万岁，中国人民！ 」 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聂鲁达，在台湾名气并不小，但众人多半只知其情诗，而对于他的政治信念与背景，要不是无知不解，不然就是有意对其去脉络化的漠视。

由此可见「反共」意识形态对台湾的戕害之深，被视为牛鬼蛇神的共产党员，许多人代表的才是世上真正的良心。 笔者去年主编出版《人民的风席卷着我：聂鲁达等国际诗人反法西斯诗选》一书，对此感触良多，从西班牙内战一直到二战胜利，苏联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但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战后岁月，却被无情的割裂与抹去。 聂鲁达，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台独寄生红色理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切·格瓦拉身上，他在台湾早已被浪漫化为一种符号，但符号与其真实意义之间，却发生了严重的脱节与剥离。 例如包括陈菊在内的早期民进党人，许多都说他们备受切·格瓦拉革命精神的启蒙。

乃至如今已高升为行政院副院长的郑丽君，也曾说过影响她最深的一本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今年6月，人间出版社出版了切·格瓦拉所写的《格拉玛号的远征──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发行人蓝博洲在〈出版前言〉写道：「一如以往，从一个反抗走向另一个反抗的古巴人民，仍将不断谱写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反抗的史诗。 对人类文明依然怀抱信心，不分国度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也会学习格瓦拉的精神，到『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继续斗争吧。

」这段话还原了切·格瓦拉的真实面貌，也映照出台湾执政高官们的虚伪──他们一边以左翼符号自我标榜，另一边却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眉来眼去，自甘为附庸扈从──体现了台湾所流的「反共」血液，如何屏蔽人们的认识视野与道路选择。 而真正悲哀的是，必须靠着亲美养份哺育才能存活下去的台独，当他们缺乏英雄叙事时，竟拚命从红色土壤中盗窃与嫁接。 例如今日主流的「白色恐怖」论述，除了国民党的「国家暴力」之外，里面令人潸然落泪的英勇人物，原型多半来自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 从聂鲁达到切·格瓦拉，同样证明了台独虚空苍白，只能从红色理想之中，偷天换日为己所用，从而自我安慰还能见到一点本就不存在的血色。

人物传记讲究真实纪录，但在集体左眼消失的台湾，却必须依赖虚构与背叛来宣传，最后满足的只是同温层内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政治想像。 同时说明了，为了要维系众人赖以维系的政治谎言，必须靠着一个又一个脆弱无比的泡沫，让人活在思想的舒适圈中，不愿意打破冷战式的民主价值神话，看到历史前进的真相。 一本聂鲁达的传记，照尽台湾政治意识形态的荒芜与荒谬。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原乡人文化工作室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