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学馆藏发布一段 1969 年张爱玲的英文演讲录音，全长 72 分 46 秒，其中正式演讲约 37 分半，问答环节约 32 分钟。 「听得见张爱玲！ 哈佛馆藏流出 57 年前演讲录音」——消息一出，张迷们无不兴奋不已，身为张迷一员，当然要先睹（听）为快。 1969 年 4 月 1 日，张爱玲在拉德克里夫研究院发表了题为〈中国翻译：文化影响的媒介〉（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的英文演讲。 她谈的并非单纯的翻译技巧，而是更宏观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借由翻译理解外界，又如何将外界的事物改造成自己能够接受的样子？ 演讲从一则荒唐事说起。

清代学者毛庆臻曾提议，把遭查禁的《红楼梦》大量出口到海外，「毒害外国人」。 这个构想缺省外国人只要翻开中文书，就会受到思想腐化，仿佛语言隔阂不存在。 笑话固然好笑，问题却不止是无知：它显示当时的人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想得太理所当然，也没有真正把外国读者当成需要理解的对象。 林纾的「拂袖而去」，翻出了什么？ 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翻译从可有可无变成迫切需要。 严复把达尔文的思想译成「物竞天择」，用典雅古文承载外来观念；林纾不懂英文，靠助手口述，再把故事转写成文言文。 西方侦探生气离场，译文成了「拂袖而去」，评论家因此开玩笑：侦探难道穿着学士袍，才有长袖子可以甩？ 笑点在「袖子」，关键却在整个翻译机制。

林纾不是把英文逐字换成中文，而是把陌生情境放进当时读者熟悉的文言语汇。 这让作品读得下去，也让外来事物披上本土衣裳。 张爱玲用「青铜镜」形容这种同化：镜子映出来的似乎是外界，实际上也映出观看者自身的需要与不安。 面对强权与现代化冲击，熟悉的语言能提供控制感，仿佛陌生世界终究可以被收进自己的秩序。 但翻译一旦只求「看起来熟悉」，也会把原意改得面目全非。 宴会祝酒的 propose a toast，竟被照字典字面翻成「高举一片烤吐司」；美国独立战争的 Heroes of '76，则成了「76烈士」，像是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历史模板套进另一场革命。 译者以为自己只在搬运词语，读者收到的却是另一套文化联想。

从打破旧家庭，到「安全的怀旧」 翻译的用途会随时代改变。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引进易卜生《玩偶之家》，不只是介绍一出外国戏，也把它当成批判大家庭制度与传统礼教的工具。 外国文学成了改造本土社会的资源。 翻译不是站在政治之外，而是被放进当时最急迫的争论里。 到了1930年代，翻译界对外国作品的选择又出现另一种防卫。 描写西方阴暗面的作品可能被搁置，因为保守派可以拿它们来替本土旧制度辩护；已经消失的沙皇俄国，反而成为一种「安全的怀旧」。 它与中国有相似的官僚结构，却不再构成现实威胁。 选择翻译什么、略过什么，于是也在决定哪些外国经验可以进入公共视野。 1949年后，这条路径又分岔。

来源材料概括指出，大陆在排斥西方的同时，仍留下教条而生硬的翻译腔；台湾与香港则与五四传统脱节，外国文学的输入转受好莱坞商业包装影响。 这些变化说明，翻译并不会自动带来开放。 它可能成为口号、教条或商品，结果取决于谁在选择、改写与传播。 谁有权替「中国」与「西方」下定义？ 误读并非只发生在中文翻译外文时。 张爱玲谈到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的见闻：毛姆欣赏留辫子、谈吐带有牛津腔的辜鸿铭，却厌恶推动西方戏剧的宋春坊。 这个反差揭出西方知识分子的「东方滤镜」：他们喜欢的可能不是正在改变的中国，而是一个可以供人怀旧、逃避现代生活的异国古董。 《红楼梦》也会因读者社会规范不同而变成另一部作品。

丫鬟拿钱资助落魄的宝玉，在十八世纪中国读者眼中可能是阶级秩序遭到颠倒；到了二十世纪美国读者那里，却可能被读成男人依靠女人供养。 情节没有变，读者带进来的道德尺度变了。 翻译与阅读都不是透明的玻璃。 若把张爱玲的观察延伸到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Wun Tsun Tam 人文讲席教授刘禾（Lydia H. Liu）的「跨语际实践」，就能看见词语如何不只传递观念，也参与创造观念。 现代中文里的一些政治与社会词汇，曾经经过日本等多重语言中介；它们进入中文时，不是把一套完成的西方思想原封不动搬来，而是在接触、冲突与重新诠释中形成新的意义。 这不是说所有词都走同一条路，而是提醒我们追问：谁选定了某种译法？ 它又如何变成理所当然？

「夷」与 barbarian 的对应，正好显示词义也可能牵涉权力。 1858年《天津条约》要求清方官方文书不得以「夷」称呼英国政府或臣民，于是原本看似文本使用的争议，被写进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这不只是字典里哪个词较准，而是谁有权要求对方改变称呼。 学界对单一词语能否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解释仍有不同看法，但语言与政治权力彼此牵动，并非空泛的比喻。 翻译是一面镜，也是一种选择 张爱玲的演讲提醒我们，翻译不是把一个意思从甲语言搬到乙语言那么简单。 它会暴露社会的恐惧，也会提供改革的工具；能打开视野，也能替偏见添上一层熟悉的外衣。 林纾的「拂袖而去」可以让故事变得可读，却也让我们看见读者理解外来世界时所依赖的本土框架。

因此，判断一种译法，不能只问它是否逐字准确，还需要追问它改变了什么、排除了什么，又让哪一种解释取得权威。 翻译不是中性的桥梁，而是文化彼此交手的现场。 张迷的重点，当然是要亲耳听见张爱玲。

我把张爱玲的演讲录音、英文转录稿、演讲中文翻译，以及原始演讲草稿及其翻译，全部存放在云端，供张迷仰望： Eileen_Chang_Radcliffe_1969_Audio_1h12m46s.mp3 Eileen_Chang_1969_Transcript 中国翻译：文化影响的媒介 张爱玲 1969 年拉德克利夫研究所讲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Untitled speech, Radcliffe Institute, 1969.pdf 张爱玲_1969_演讲草稿 张爱玲的英文流利、措辞优美，并非单靠天赋，而是家庭启蒙、教会学校训练、港大深造与长期写作实践层层叠加的结果。

家庭启蒙方面，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都有留英经历。 1928 年家人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 1930 年，她在母亲坚持下插班进入美国教会所办的黄氏小学六年级，名字也由母亲依英文名 Eileen 的音译改为「爱玲」（据说是临入学时情急之下所取）。 教会学校阶段，她于 1931 年秋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7 年夏毕业。 这所美国圣公会学校以英文教育见长。 校刊《凤藻》1936 年刊登了她的英文习作〈The Sun Parlor〉，1937 年的《凤藻》也收录了她的英文作品。 1938 年她离家投奔母亲，并向一位犹太裔英籍老师补习英文。

她把被父亲禁闭的经过写成英文，投稿到英文《大美晚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拟了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 港大阶段，她原本打算赴伦敦求学，却因欧战爆发，改而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于 1939 年 8 月注册入学（「远东区第一名」之说见于多种传记）。 她修读英文、历史、中国文学、翻译、逻辑和心理学，其中英文与历史成绩最为突出，出席率也几乎完美；根据媒体整理的成绩单，她的英文得分 97 分、历史得分 100 分。 1941 年 5 月，文学院决议授予她何福奖学金。 1942 年 5 月，她因战事离开香港，返回上海。

写作实践阶段，从 1943 年 1 月起，她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连续发表三篇文化随笔，深受主编 Klaus Mehnert 赏识，每篇都附上按语推荐。 其中〈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刊于 1943 年 1 月，同年 12 月她将其改写成中文〈更衣记〉，发表于《古今》。 此外，她还为上海的英文《泰晤士报》撰写剧评与影评。 1952 年到香港后，她受聘于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老人与海》便是在这段期间译出：1952 年 12 月由美新处资助的中一出版社推出初版，译者署名「范思平」，直到 1955 年第三版才改署张爱玲本名，一般认为这是此书最早的中译本。 她英文写作的高峰出现在 1960 年代。

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与《易经》于 1963 年完稿，却因当时美国出版社不愿出版，她生前始终未能问世。 直到 2010 年，才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原着，皇冠出版社随后推出中文译本。 这段经历也说明，英文能力出色，并不代表在英语世界必然能获得成功。

批评家与思想家 喜爱学术探讨的读者，也可以参考李国威（Christopher Lee，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的〈分心之译：论张爱玲〈中国翻译：文化影响的媒介〉〉（Translation in Distraction: On Eileen Chang's “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 《现代中文文学学报》（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14卷1期（2017年夏季），页65–87。 李教授对南加大发现的演讲草稿内容，有深度的评析。

他的论文结论：”重构张爱玲的批评家与思想家维度：打破其仅是感性「传奇小说家」的单一印象，彰显她作为具备深刻历史视野与翻译理论反思的文化评论者面貌。 ”更让张迷对张爱玲多一分学术敬重。 ＊作者为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