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學館藏釋出一段 1969 年張愛玲的英文演講錄音，全長 72 分 46 秒，其中正式演講約 37 分半，問答環節約 32 分鐘。 「聽得見張愛玲！ 哈佛館藏流出 57 年前演講錄音」——消息一出，張迷們無不興奮不已，身為張迷一員，當然要先睹（聽）為快。 1969 年 4 月 1 日，張愛玲在拉德克里夫研究院發表了題為〈中國翻譯：文化影響的媒介〉（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的英文演講。 她談的並非單純的翻譯技巧，而是更宏觀的問題：一個社會如何藉由翻譯理解外界，又如何將外界的事物改造成自己能夠接受的樣子？ 演講從一則荒唐事說起。

清代學者毛慶臻曾提議，把遭查禁的《紅樓夢》大量出口到海外，「毒害外國人」。 這個構想預設外國人只要翻開中文書，就會受到思想腐化，彷彿語言隔閡不存在。 笑話固然好笑，問題卻不止是無知：它顯示當時的人把自己的文化影響力想得太理所當然，也沒有真正把外國讀者當成需要理解的對象。 林紓的「拂袖而去」，翻出了什麼？ 鴉片戰爭打開國門後，翻譯從可有可無變成迫切需要。 嚴復把達爾文的思想譯成「物競天擇」，用典雅古文承載外來觀念；林紓不懂英文，靠助手口述，再把故事轉寫成文言文。 西方偵探生氣離場，譯文成了「拂袖而去」，評論家因此開玩笑：偵探難道穿著學士袍，才有長袖子可以甩？ 笑點在「袖子」，關鍵卻在整個翻譯機制。

林紓不是把英文逐字換成中文，而是把陌生情境放進當時讀者熟悉的文言語彙。 這讓作品讀得下去，也讓外來事物披上本土衣裳。 張愛玲用「青銅鏡」形容這種同化：鏡子映出來的似乎是外界，實際上也映出觀看者自身的需要與不安。 面對強權與現代化衝擊，熟悉的語言能提供控制感，彷彿陌生世界終究可以被收進自己的秩序。 但翻譯一旦只求「看起來熟悉」，也會把原意改得面目全非。 宴會祝酒的 propose a toast，竟被照字典字面翻成「高舉一片烤吐司」；美國獨立戰爭的 Heroes of '76，則成了「76烈士」，像是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歷史模板套進另一場革命。 譯者以為自己只在搬運詞語，讀者收到的卻是另一套文化聯想。

從打破舊家庭，到「安全的懷舊」 翻譯的用途會隨時代改變。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引進易卜生《玩偶之家》，不只是介紹一齣外國戲，也把它當成批判大家庭制度與傳統禮教的工具。 外國文學成了改造本土社會的資源。 翻譯不是站在政治之外，而是被放進當時最急迫的爭論裡。 到了1930年代，翻譯界對外國作品的選擇又出現另一種防衛。 描寫西方陰暗面的作品可能被擱置，因為保守派可以拿它們來替本土舊制度辯護；已經消失的沙皇俄國，反而成為一種「安全的懷舊」。 它與中國有相似的官僚結構，卻不再構成現實威脅。 選擇翻譯什麼、略過什麼，於是也在決定哪些外國經驗可以進入公共視野。 1949年後，這條路徑又分岔。

來源材料概括指出，大陸在排斥西方的同時，仍留下教條而生硬的翻譯腔；台灣與香港則與五四傳統脫節，外國文學的輸入轉受好萊塢商業包裝影響。 這些變化說明，翻譯並不會自動帶來開放。 它可能成為口號、教條或商品，結果取決於誰在選擇、改寫與傳播。 誰有權替「中國」與「西方」下定義？ 誤讀並非只發生在中文翻譯外文時。 張愛玲談到英國作家毛姆在中國的見聞：毛姆欣賞留辮子、談吐帶有牛津腔的辜鴻銘，卻厭惡推動西方戲劇的宋春坊。 這個反差揭出西方知識分子的「東方濾鏡」：他們喜歡的可能不是正在改變的中國，而是一個可以供人懷舊、逃避現代生活的異國古董。 《紅樓夢》也會因讀者社會規範不同而變成另一部作品。

丫鬟拿錢資助落魄的寶玉，在十八世紀中國讀者眼中可能是階級秩序遭到顛倒；到了二十世紀美國讀者那裡，卻可能被讀成男人依靠女人供養。 情節沒有變，讀者帶進來的道德尺度變了。 翻譯與閱讀都不是透明的玻璃。 若把張愛玲的觀察延伸到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Wun Tsun Tam 人文講席教授劉禾（Lydia H. Liu）的「跨語際實踐」，就能看見詞語如何不只傳遞觀念，也參與創造觀念。 現代中文裡的一些政治與社會詞彙，曾經經過日本等多重語言中介；它們進入中文時，不是把一套完成的西方思想原封不動搬來，而是在接觸、衝突與重新詮釋中形成新的意義。 這不是說所有詞都走同一條路，而是提醒我們追問：誰選定了某種譯法？ 它又如何變成理所當然？

「夷」與 barbarian 的對應，正好顯示詞義也可能牽涉權力。 1858年《天津條約》要求清方官方文書不得以「夷」稱呼英國政府或臣民，於是原本看似文字使用的爭議，被寫進具有約束力的條約。 這不只是字典裡哪個詞較準，而是誰有權要求對方改變稱呼。 學界對單一詞語能否承擔如此重大的歷史解釋仍有不同看法，但語言與政治權力彼此牽動，並非空泛的比喻。 翻譯是一面鏡，也是一種選擇 張愛玲的演講提醒我們，翻譯不是把一個意思從甲語言搬到乙語言那麼簡單。 它會暴露社會的恐懼，也會提供改革的工具；能打開視野，也能替偏見添上一層熟悉的外衣。 林紓的「拂袖而去」可以讓故事變得可讀，卻也讓我們看見讀者理解外來世界時所依賴的本土框架。

因此，判斷一種譯法，不能只問它是否逐字準確，還需要追問它改變了什麼、排除了什麼，又讓哪一種解釋取得權威。 翻譯不是中性的橋梁，而是文化彼此交手的現場。 張迷的重點，當然是要親耳聽見張愛玲。

我把張愛玲的演講錄音、英文轉錄稿、演講中文翻譯，以及原始演講草稿及其翻譯，全部存放在雲端，供張迷仰望： Eileen_Chang_Radcliffe_1969_Audio_1h12m46s.mp3 Eileen_Chang_1969_Transcript 中國翻譯：文化影響的媒介 張愛玲 1969 年拉德克利夫研究所講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Untitled speech, Radcliffe Institute, 1969.pdf 張愛玲_1969_演講草稿 張愛玲的英文流利、措辭優美，並非單靠天賦，而是家庭啟蒙、教會學校訓練、港大深造與長期寫作實踐層層疊加的結果。

家庭啟蒙方面，母親黃逸梵與姑姑張茂淵都有留英經歷。 1928 年家人回到上海後，張愛玲開始學習繪畫、英文和鋼琴。 1930 年，她在母親堅持下插班進入美國教會所辦的黃氏小學六年級，名字也由母親依英文名 Eileen 的音譯改為「愛玲」（據說是臨入學時情急之下所取）。 教會學校階段，她於 1931 年秋進入上海聖瑪利亞女校，1937 年夏畢業。 這所美國聖公會學校以英文教育見長。 校刊《鳳藻》1936 年刊登了她的英文習作〈The Sun Parlor〉，1937 年的《鳳藻》也收錄了她的英文作品。 1938 年她離家投奔母親，並向一位猶太裔英籍老師補習英文。

她把被父親禁閉的經過寫成英文，投稿到英文《大美晚報》，編輯特別為這篇文章擬了標題〈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 港大階段，她原本打算赴倫敦求學，卻因歐戰爆發，改而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於 1939 年 8 月註冊入學（「遠東區第一名」之說見於多種傳記）。 她修讀英文、歷史、中國文學、翻譯、邏輯和心理學，其中英文與歷史成績最為突出，出席率也幾乎完美；根據媒體整理的成績單，她的英文得分 97 分、歷史得分 100 分。 1941 年 5 月，文學院決議授予她何福獎學金。 1942 年 5 月，她因戰事離開香港，返回上海。

寫作實踐階段，從 1943 年 1 月起，她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紀》連續發表三篇文化隨筆，深受主編 Klaus Mehnert 賞識，每篇都附上按語推薦。 其中〈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刊於 1943 年 1 月，同年 12 月她將其改寫成中文〈更衣記〉，發表於《古今》。 此外，她還為上海的英文《泰晤士報》撰寫劇評與影評。 1952 年到香港後，她受聘於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老人與海》便是在這段期間譯出：1952 年 12 月由美新處資助的中一出版社推出初版，譯者署名「范思平」，直到 1955 年第三版才改署張愛玲本名，一般認為這是此書最早的中譯本。 她英文寫作的高峰出現在 1960 年代。

兩部英文自傳體小說《雷峰塔》與《易經》於 1963 年完稿，卻因當時美國出版社不願出版，她生前始終未能問世。 直到 2010 年，才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推出英文原著，皇冠出版社隨後推出中文譯本。 這段經歷也說明，英文能力出色，並不代表在英語世界必然能獲得成功。

批評家與思想家 喜愛學術探討的讀者，也可以參考李國威（Christopher Lee，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副教授）的〈分心之譯：論張愛玲〈中國翻譯：文化影響的媒介〉〉（Translation in Distraction: On Eileen Chang's “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14卷1期（2017年夏季），頁65–87。 李教授對南加大發現的演講草稿內容，有深度的評析。

他的論文結論：”重構張愛玲的批評家與思想家維度：打破其僅是感性「傳奇小說家」的單一印象，彰顯她作為具備深刻歷史視野與翻譯理論反思的文化評論者面貌。 ”更讓張迷對張愛玲多一分學術敬重。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