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恐怖的运动就此揭开帷幕，首先是大规模屠杀所谓的「地主」。 11月7日，为纪念俄国的10月革命，海丰县召开了6千人参加的集会。 在这次大会上，有9名「地主」遭到斩首或剖腹，尸体被扔在街上任狗啃食。 据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11月18日，仅一天之内就有约50名「地主」被杀。 彭湃本人毫不手软，亲自斩首了几名受害者，并把他们的头颅挂起来示众。 11月21日，在5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彭湃宣布成立海陆丰苏维埃，这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他要求300名正式代表，每人亲手杀掉至少10个「反动派」，另外还需带领农民再杀十人，总共计划处决6千人。 即便如此，彭湃依然认为杀得不够多，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今日我不杀人，则明日人必杀我。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 」 根据彭湃的粗略计划，应杀掉农村40%的人口，尤其是28类群体，包括政治反对派和对社会无用的人（如患有不治之症者、妓女、牧师、算命先生、盲人、跛子、老人等等）。 一个人受到指控后，只有在革命法庭的投票表决中经多数人同意，才能获得赦免。 苏维埃把其管辖的地域划分为一个一个区，每个区又进一步细分为小块，每块指定一名刽子手，负责每月按定额杀人。 行刑时，革命者通常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处决的手段则极为残忍：割掉受害者的耳朵、鼻子和身上的肉、挖出眼球、砍断头颅和四肢，有些人被活活折磨而死。 相比之下，枪决算是最仁慈的一种了。

共产党要求每个村民都必须手上沾血，人人都要参与杀人，这样才不会背叛革命，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有一名乡绅被游街示众时，每走几公尺就被迫跪下，让围观的村民用刀割他的身体。 人民按年龄分别加入不同的组织。 男孩必须参加少年先锋队，为苏维埃充当间谍，检举揭发身边的人，就连自己的父母和老人也不能例外。 20到30岁的年轻男子被征入伍，年龄较大的则被分配到其他任务。 40岁以上的人被视为社会的负担。 年轻女孩和妇女也以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接受使用武器和从事宣传活动的训练。 苏维埃发布了一系列法令，似乎一夜之间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没收土地、烧毁地契，各家地块之间用于划定边界的田埂也被铲平。

私有财产全部取消，苏维埃派出委员会核验每家商店的帐目，资本超过500元的一律充公，许多店主被当作资本家处决。 彭湃并未对广州的苏维埃伸出援手。 他不仅被迫把暴动的时间提前了两天，而且一直处于政府军的围困之中。 在其恐怖统治期间，数千人想尽办法逃出海陆丰，有些向北逃往汕头，有些向南逃往广州和香港。 随着难民的到来，海陆丰发生的恐怖事情开始流传开来。 在广州暴动前一周，有记者写道：从海陆丰传出的故事「如此可怕，令人难以置信」，但都得到了难民的证实。 张发奎就是因为了解到海陆丰的情况，所以在镇压广州苏维埃时才那么果断无情。 他也效仿彭湃的观点声称：必须杀尽共产党，否则他们会反过来杀我们。

至12月底，根据各个村镇的统计，海陆丰各地的死亡人数往往在数百人，有时高达六七百，遇害者总数达到上万人。 直到1928年1月，国民党军队才进入海陆丰地区。 然而，与打仗比起来，许多士兵更擅长敲竹杠和吃霸王餐，以致当局不得不动用宪兵来约束军纪。 战斗打响后，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个村镇通常会几易其手，最终变成废墟。 每次苏维埃打回来后，无论男女老幼，凡是没有跟随共产党一起撤退的，均被视为叛徒和反动派而遭到屠杀。 因此，正规军的到来带给村民们的恐惧并不亚于彭湃的部队。 在整个交战过程中，共产党表现出其一贯的特质：绝不妥协与退让。 直到2月底，彭湃一帮人被迫撤退到山里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据时任法国驻广州总领事估计，海陆丰苏维埃的铁腕统治大约导致2万5000人丧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彭湃仍不时发动偷袭，但最终逃往上海。 1929年8月，他被同伙出卖遭到逮捕，经受严刑拷问后被处决。 彭湃当年的残暴行径，在40年后为其家人及后代带来一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海陆丰发生大屠杀，160人丧命，其中包括彭湃的几名亲戚。 他住在汕尾的母亲也遭到监禁，他的一名侄子则被众人追杀，死后又被砍下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 1979年，彭湃获得平反，以烈士而非杀人犯的形象受到官方纪念。 在海丰的红场中央，还为他树起一座高大的铜像。

《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书封 ＊作者为冯客（Frank Dikötter），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利亚斯资深研究员，并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作者最新著作《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