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五中全会的政治语言，到北京马驹桥的零工市场，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一种谈治国、反腐与民族复兴；另一种在凌晨的街头等待工头，只为换取当天的饭钱。 当新闻审查与大外宣努力塑造中国形象，谁又有兴趣让世界看见那些不在宣传画面里的人？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议程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依旧是主旋律，从会前密集「打虎」到会议本身，官方叙事强调高压态势不松懈。

然而，在北京东南六环外的马驹桥镇，另一幅画面正通过一段视频被放大：然而，在北京东南六环外的马驹桥镇，另一幅画面正通过一段视频被放大：凌晨的街头，来自五湖四海的日结零工聚集等待招工；日薪从往年约200元下滑至170至180元；每晚15元的脏乱群居床位、10多元管饱的小饭馆、随地小便的嘈杂环境、把人当货物运往工地的货车……一段由网红「峰哥亡命天涯」（周丽峰）拍摄的体验视频，在背景音乐〈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中迅速走红，短短一天在B站收获逾200万播放。 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 在北京，有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说法：「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

」 这句话不见得能概括每一名来到马驹桥的人，却点出这个地方在城市劳动市场中的特殊位置。 马驹桥位于北京东南方向，邻近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周边制造业、物流仓储产业。 当工厂需要临时人力、物流业需要大量分拣人员、活动现场需要短期保安，零工市场便成为企业快速取得劳动力的管道。 对工人而言，这里也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生存方式：不一定需要漂亮的履历，不必先取得稳定的长期职位，只要身体还能工作，就可能找到一份当天结算的工作。 其次，「南有三和，北有马驹桥」的说法也在中国民间流传起来，这里说的「三和」指的是深圳三和劳务市场。

清华大学博士生丛瑞安曾卧底多年、亲身打过二十多次日结，在《马驹桥的时间》中记录：这里生活门槛极低，几十元就能撑过一天，却也是一个难以轻易抽身的低成本漩涡。 日结工与「我们」之间，或许并无本质分别，只是环境不同。 我完整的看完这段拍摄于马驹桥的体验视频，平常我也路过和在其附近转过，与视频里讲的十分一致。 北京天通苑居住区在北京市北五环以外地区，是北京最大的居民聚集区之一。 （房地宝网） 繁华背后的心酸，北京是一座可以戳破台面上的城市 我在视频留言区里看到，一位台湾民众直言「这与我到北京所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 繁华的CBD、整齐的亦庄园区、官方宣传中的高质量发展，与马驹桥街头的褶皱并存。

」 这正是「北京折叠」的现实版本——同一座城市，不同层的人过着几乎不相交的生活。 当中共高层讨论从严治党、反腐成效时，底层更在乎的是当天能不能接到活、肚子能不能填饱。 反腐是老生常谈，吃饱却是日常刚需。 当规范治理一次次清理「非法劳务市场」（2019年马驹桥曾半年内组织上百次「大马行动」），人却走了又来、越赶越多，灰色地带的韧性远超行政力量。 前段时间我从长沙做完采访回到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一位同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挣钱越来越难了，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过年。 事实上，中国经济在经历几波节日狂欢之后稍有起色，但这些起色只能弥补一些亏损，实际上老百姓兜里就拿「三瓜俩枣」，但是官方依旧是各种促进消费，试图挽回损失。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还出现过「以工代赈」的做法，可现在回头看，像是京津冀地区在地方党政换届完成后已经完全停止了。 中国官方曾公布，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3亿。 这个群体包含的工作类型相当广泛，不能全部等同于生活困顿的日结工；但马驹桥的案例提醒外界，灵活就业的庞大规模，并不必然代表劳动者拥有更多选择。 有时候，所谓的灵活，是工作可以随时开始，也可能随时中断；是企业能迅速找到人，劳动者却必须自己承担没有工作时的风险。 对有些人而言，日结工作确实带来自由，不必长期受制於单一雇主，也能在工作与休息之间自行安排。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今天不工作就没有今天的收入，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生存条件。

因此，把马驹桥的工人简单归类为「躺平」或「不愿努力」，其实是对现实最廉价的解释。 2025年10月7日，中国北京，一名街头小贩正在贩售糖葫芦。 （美联社） 新闻审查与大外宣：中国希望世界看见什么？ 数年的中国新闻报导经验告诉我，中国将新闻审查持续收紧，官方不愿外国记者（包括港澳台记者）或独立自媒体深入揭示社会阴暗面；与此同时，却邀请部分网红、甚至西方博主参与「大外宣」，试图呈现活力与进步。 问题在于，这些被允许的「展示者」往往难以触及、或不愿触及真实的底层褶皱。 港媒《香港01》回顾今年5月前往马驹桥采访的经历。

当摄影器材出现时，部分工人因担心个人形象曝光、被家乡亲友认出而拒绝拍摄；现场管理人员也曾要求采访者停止拍摄，并指出相关拍摄应依规定报备。 而峰哥这类长期拍摄底层群体的中国自媒体，反而因为贴近而意外戳中痛点；真正能长期卧底、用参与式观察记录的，仍属少数。 审查与选择性开放并行，结果是外部世界看到的中国，与马驹桥的中国，越来越像两个平行时空。 比反腐更迫切的问题：一个普通人如何不再靠运气过日子？ 马驹桥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崩溃，也不在于将日结工塑造成一群等待拯救的悲情人物。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揭示了一种日益值得警惕的生活结构：当工作机会不稳定、收入缺乏保障，而劳动者又难以通过现有工作累积足以改变处境的资源时，个人的努力可能被困在维持生存的循环里。 今天找到一份工作，领到工资，支付房租与食物；明天再重新寻找工作。 如果身体受伤、年龄增长，或是工作机会突然减少，原本勉强维持的生活就可能迅速失去平衡。 这种风险并非中国独有。 从零工经济到平台派单，从短期契约到非典型就业，不同国家都在面对如何保障劳动者的问题。 反腐可以减少权力滥用，经济成长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然而，这些成果是否能让劳动者获得更合理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可预期的收入，以及年老或失业时更可靠的保障，仍然需要具体制度与实际成效来回答。 对马驹桥的工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政策不是一个听起来更宏大的口号，而是更透明的招工制度、更有效的工资追讨机制、更完善的职业伤害保障，以及不因年龄增长就迅速失去工作机会的劳动环境。 政治人物谈的是国家的长远未来，马驹桥的工人等的却是今天的工资。 两者之间的距离，正是检验一个社会治理成效最现实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