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五中全會的政治語言，到北京馬駒橋的零工市場，中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一種談治國、反腐與民族復興；另一種在凌晨的街頭等待工頭，只為換取當天的飯錢。 當新聞審查與大外宣努力塑造中國形象，誰又有興趣讓世界看見那些不在宣傳畫面裡的人？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議程聚焦「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反腐依舊是主旋律，從會前密集「打虎」到會議本身，官方敘事強調高壓態勢不松懈。

然而，在北京東南六環外的馬駒橋鎮，另一幅畫面正通過一段視頻被放大：然而，在北京東南六環外的馬駒橋鎮，另一幅畫面正通過一段視頻被放大：凌晨的街頭，來自五湖四海的日結零工聚集等待招工；日薪從往年約200元下滑至170至180元；每晚15元的臟亂群居床位、10多元管飽的小飯館、隨地小便的嘈雜環境、把人當貨物運往工地的貨車……一段由網紅「峰哥亡命天涯」（周麗峰）拍攝的體驗視頻，在背景音樂〈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中迅速走紅，短短一天在B站收獲逾200萬播放。 有錢不住天通苑，落難必闖馬駒橋 在北京，有一句流傳於民間的說法：「有錢不住天通苑，落難必闖馬駒橋。

」 這句話不見得能概括每一名來到馬駒橋的人，卻點出這個地方在城市勞動市場中的特殊位置。 馬駒橋位於北京東南方向，鄰近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及周邊製造業、物流倉儲產業。 當工廠需要臨時人力、物流業需要大量分揀人員、活動現場需要短期保安，零工市場便成為企業快速取得勞動力的管道。 對工人而言，這裡也提供了一種低門檻的生存方式：不一定需要漂亮的履歷，不必先取得穩定的長期職位，只要身體還能工作，就可能找到一份當天結算的工作。 其次，「南有三和，北有馬駒橋」的說法也在中國民間流傳起來，這裡說的「三和」指的是深圳三和勞務市場。

清華大學博士生叢瑞安曾臥底多年、親身打過二十多次日結，在《馬駒橋的時間》中記錄：這里生活門檻極低，幾十元就能撐過一天，卻也是一個難以輕易抽身的低成本漩渦。 日結工與「我們」之間，或許並無本質分別，只是環境不同。 我完整的看完這段拍攝於馬駒橋的體驗視頻，平常我也路過和在其附近轉過，與視頻裡講的十分一致。 北京天通苑居住區在北京市北五環以外地區，是北京最大的居民聚集區之一。 （房地寶網） 繁華背後的心酸，北京是一座可以戳破台面上的城市 我在視頻留言區里看到，一位台灣民眾直言「這與我到北京所看到的，完全是兩個世界。 繁華的CBD、整齊的亦莊園區、官方宣傳中的高質量發展，與馬駒橋街頭的褶皺並存。

」 這正是「北京折疊」的現實版本——同一座城市，不同層的人過著幾乎不相交的生活。 當中共高層討論從嚴治黨、反腐成效時，底層更在乎的是當天能不能接到活、肚子能不能填飽。 反腐是老生常談，吃飽卻是日常剛需。 當規範治理一次次清理「非法勞務市場」（2019年馬駒橋曾半年內組織上百次「大馬行動」），人卻走了又來、越趕越多，灰色地帶的韌性遠超行政力量。 前段時間我從長沙做完採訪回到北京的路上，在火車上一位同行的朋友告訴我，現在掙錢越來越難了，真不知道能不能撐到過年。 事實上，中國經濟在經歷幾波節日狂歡之後稍有起色，但這些起色只能彌補一些虧損，實際上老百姓兜裡就拿「三瓜倆棗」，但是官方依舊是各種促進消費，試圖挽回損失。

在此之前，中國各地還出現過「以工代賑」的做法，可現在回頭看，像是京津冀地區在地方黨政換屆完成後已經完全停止了。 中國官方曾公布，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超過3億。 這個群體包含的工作類型相當廣泛，不能全部等同於生活困頓的日結工；但馬駒橋的案例提醒外界，靈活就業的龐大規模，並不必然代表勞動者擁有更多選擇。 有時候，所謂的靈活，是工作可以隨時開始，也可能隨時中斷；是企業能迅速找到人，勞動者卻必須自己承擔沒有工作時的風險。 對有些人而言，日結工作確實帶來自由，不必長期受制於單一雇主，也能在工作與休息之間自行安排。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今天不工作就沒有今天的收入，這種自由更像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生存條件。

因此，把馬駒橋的工人簡單歸類為「躺平」或「不願努力」，其實是對現實最廉價的解釋。 2025年10月7日，中國北京，一名街頭小販正在販售糖葫蘆。 （美聯社） 新聞審查與大外宣：中國希望世界看見什麼？ 數年的中國新聞報導經驗告訴我，中國將新聞審查持續收緊，官方不願外國記者（包括港澳台記者）或獨立自媒體深入揭示社會陰暗面；與此同時，卻邀請部分網紅、甚至西方博主參與「大外宣」，試圖呈現活力與進步。 問題在於，這些被允許的「展示者」往往難以觸及、或不願觸及真實的底層褶皺。 港媒《香港01》回顧今年5月前往馬駒橋採訪的經歷。

當攝影器材出現時，部分工人因擔心個人形象曝光、被家鄉親友認出而拒絕拍攝；現場管理人員也曾要求採訪者停止拍攝，並指出相關拍攝應依規定報備。 而峰哥這類長期拍攝底層群體的中國自媒體，反而因為貼近而意外戳中痛點；真正能長期臥底、用參與式觀察記錄的，仍屬少數。 審查與選擇性開放並行，結果是外部世界看到的中國，與馬駒橋的中國，越來越像兩個平行時空。 比反腐更迫切的問題：一個普通人如何不再靠運氣過日子？ 馬駒橋的意義，不在於證明中國經濟已經崩潰，也不在於將日結工塑造成一群等待拯救的悲情人物。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裡揭示了一種日益值得警惕的生活結構：當工作機會不穩定、收入缺乏保障，而勞動者又難以透過現有工作累積足以改變處境的資源時，個人的努力可能被困在維持生存的循環裡。 今天找到一份工作，領到工資，支付房租與食物；明天再重新尋找工作。 如果身體受傷、年齡增長，或是工作機會突然減少，原本勉強維持的生活就可能迅速失去平衡。 這種風險並非中國獨有。 從零工經濟到平台派單，從短期契約到非典型就業，不同國家都在面對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問題。 反腐可以減少權力濫用，經濟成長可以創造工作機會，科技進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

然而，這些成果是否能讓勞動者獲得更合理的工資、更安全的工作環境、更可預期的收入，以及年老或失業時更可靠的保障，仍然需要具體制度與實際成效來回答。 對馬駒橋的工人來說，最有意義的政策不是一個聽起來更宏大的口號，而是更透明的招工制度、更有效的工資追討機制、更完善的職業傷害保障，以及不因年齡增長就迅速失去工作機會的勞動環境。 政治人物談的是國家的長遠未來，馬駒橋的工人等的卻是今天的工資。 兩者之間的距離，正是檢驗一個社會治理成效最現實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