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最近接连调整驻希腊大使与白宫新闻秘书人事，再度引起外界对政治任命的讨论。 川普向来重视忠诚，许多重要职位交给长期支持者、政治盟友，甚至亲友圈人士。 但即使受到总统信任，一旦言行引发重大争议，仍可能失去职位，政治任命可以考虑信任关系，但信任不能免除专业要求与公职伦理。 民主政治由选举产生执政者，总统自然希望重要官员认同施政理念，愿意共同推动政策。 美国总统可以任命数千名政治职务人员，台湾的政务官也有相同的政治属性。 要求总统完全不考虑政治立场，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责任政治的精神。 只是任命应该创建在能力与操守之上，不能只有酬庸。 台湾历任政府都有政治酬庸的批评，中央部会、国营事业、公股银行及驻外机构尤其容易引起争议。

有些职位需要高度专业，却经常被当成选举功臣的奖赏。 支持者帮忙打赢选战，政府便安排职位回报，表面上合法，实际上却可能牺牲公共利益。 国家职位由全民负担薪资，理应为全民服务，不能变成执政党的人事福利。 赖清德政府上任以来，同样面临人事任命与施政绩效的检验。 部分部会政策推动不顺，官员发言引起争议，驻外人员管理也出现问题。 政府面对批评，经常强调官员的努力与政策的困难，却较少清楚说明责任归属。 民众关心的其实很简单，事情出了差错，究竟由谁负责？ 官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 近期侨务系统的人事争议，更凸显公务资源与私人关系必须划清界线。 官员的亲属能否接受驻外机构协助？ 什么程度属于正常礼遇，什么情况涉及特权？

政府应有明确规范，不能每次发生争议才临时解释。 官员是否适任，还应看实际表现。 经济部长要对能源供应与产业政策负责，教育部长要处理教育现场的困境，卫福部长必须面对医疗人力、健保财务与长照需求。 政策难免遭遇阻力，也不可能每项承诺都如期实现，但主管至少应体察民意，提出具体目标、运行成果与改善期限。 若重大缺失一再发生，却始终没有人承担责任，人民终将反弹。 部长表现不佳，院长应及早督促改善，涉及重大违失，应主动调查处理。 若每次都等媒体揭露、在野党追究，甚至社会舆论沸腾，才被迫作出人事决定，显示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出了问题。 院长自己尤其不应扮演对抗国会民意的急先锋，否则部长看在眼里，只会有样学样。

不过，撤换官员也不能成为平息民怨的廉价手段。 重大政策失败可能涉及长期制度缺陷，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一位部长。 反过来说，官员也不能以制度问题为借口，回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政府需要创建清楚的问责标准，区分违法失职、管理疏失与政策判断错误，让去留有客观依据。 政治任命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专业人才是否愿意进入政府。 若职位主要依照派系、交情及选举贡献分配，真正具有专业能力的人便难有机会。 久而久之，政府愈来愈依赖熟悉的政治圈，决策也容易陷入同温层。 总统需要敢于运行政策的官员，更需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及早指出风险的专业人才。

赖清德应该定期查看内阁与重要政治任命的人事表现，对重大争议创建透明调查制度，并让施政绩效成为续任的重要依据。 对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政府应给予支持。 对长期无法胜任或严重违反公职伦理者，则应依事证及责任作出人事处置。 古人说「任人唯贤」，这四个字至今仍是用人的基本原则。 总统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人民却没有义务为总统的用人错误付出代价。 政治忠诚或许能帮助一个人获得职位，专业能力与公职操守才是他能否继续留任的根本条件。 ＊作者为台北商业大学荣誉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