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台唯一来自加萨的友人---Hazem 安海正，数个月前，与他亲爱的一家人，离开台湾中研院前往加拿大，展开另一趟学术生涯；10月初，他来信息说是：将回去看他的家人；不是加萨，而是埃及…。 因为，他的家人在大轰炸的前年，离开家乡举家搬往埃及，度过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 流离 他写了一篇给【风传媒】的专文，命名：【母亲的国度，母亲的家】这命名，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埃及是他母亲出生的国度，年轻时徒步离家，嫁到加萨。 然而，前年的一场无情轰炸，将家园围墙上一根钢筋，像残酷士兵的箭矢般，穿越年迈母亲的胸膛！ 母亲离世前，屡次安慰家小并念及远在他乡的Hazem！ 于是，Hazem 在埃及机场。

在他隔了两年，未见家中兄弟姐妹与亲人孩子后，再度在熙攘的人群间，找寻家人陌生的脸孔间。 他有感而说：那是因战火摧毁家乡，进而在异乡机场，找寻一种奇特陌生感里的熟悉；这时，我碰到了一个 缺席；那缺席是母亲不在了！ 他说了，终于说了！ 母亲，不在他自己的家乡；她的孩子与亲人，却都在…。 Hazem说：变成一个我一直在等待、却不肯对自己承认正在等待的声音。

Amel&刘敏 让我们再次阅读，我曾经为加萨与他母亲写的诗行；其中几行，我这样写： 轰炸前 两株生机满满的棕梠树 轰炸后 如何寻一片残剩的屋瓦 因此，我知生，那是存在 你为加萨，你的家 在异乡埋下种子 在我的家，你的异乡 共同为你父亲的耕耘 以及母亲的手织毛衣 从断垣残壁间寻得曲径 通往你重新回来的家与国 接着，让我们来阅读他的生命散文。 他这样写：钟乔 母亲的国度，母亲的家 by安海正 Hazem 我站在开罗机场的入境大厅，不知道该先寻找哪一张脸。 距离上一次见到兄弟姊妹，已经将近两年。 两年，在日历上只是个普通的数字，人们提起久未见面的老友，或很久以前去过的城市，也是这样说。

但在加萨，时间有了另一种算法，用帐篷来数，用一次又一次的流离失所来数。 在那里，没有人能用那样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已经两年了」。 然后，我看见了他们。 哥哥走在最前面，姊姊在他身后，努力从他的肩膀上方张望。 围在他们身边的，是他们的丈夫、妻子，还有孩子们。 孩子们长大的速度，照片根本跟不上。 我一个一个拥抱他们。 就在拥抱到一半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数着人头，就像这些日子每个加萨人都会做的那样，然后我撞上了那个缺席。 那个缺席，我早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却直到那一刻，才第一次亲眼看见。 母亲不在那里。 我的母亲在这场种族灭绝中遇害。 这件事我很清楚。 我在受访时说过，在文章里写过，在离家很远的漫漫长夜里，也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过。

然而，这个消息似乎需要一座机场，才算真正完整。 在那里，缺席变成了队伍中的一个空位，变成一双没有向我伸来的手臂，变成一个我一直在等待、却不肯对自己承认正在等待的声音。 整趟旅程中，有一个反讽始终紧跟着我：我来到了埃及，母亲的国度。 她在这里出生，我也是通过她，取得了让我得以跨越边境的国籍。 我终于抵达了她当年离开、前往加萨创建一个家的这片土地，却发现她的孩子们在这里，她的孙子孙女们在这里，唯独她不在。 仿佛这个国家把所有属于她的人都要了回来，却偏偏忘了她。 母亲 我们从机场直接回到他们的家。 我说「他们的家」，是因为语言给不了我更精确的词。 那是一间租来的公寓，家具和他们一点都不像，墙壁也还没听够他们的声音，还没来得及习惯他们。

屋里的一切都能正常运作，有水，有电，门也关得上，但每个人在里面走动时，都带着寄人篱下般的小心翼翼。 墙上什么也不挂。 除了必需品，什么也不买。 行李箱一直没有完全清空，有些还放在床底下，随时准备好踏上一段没有人知道方向的旅程。 我们在客厅坐到很晚。 我原以为会聊开罗，聊文档、居留、新学校。 结果我们聊的是加萨。 整个晚上，以及之后的每一个晚上，无论话题从哪扇门打开，最后总会回到加萨。 有人提起一道菜，另一个人就说加萨的味道不一样。 电视剧里出现一条街名，他们就想起一条相似的街。 那些回忆不是说给客人听的故事，更像是每天的清点，清点那些他们害怕一旦不再提起、就会遗失的东西。 最让我惊讶的是孩子们。

我以为孩子忘得比较快，以为这座新城市，连同宽阔的街道和琳瑯满目的商店，会把他们带走。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 他们谈起大海，仿佛昨天才下过水；说起学校的朋友，叫的是全名；讲起家里，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 其中一个孩子向我解释，他以前把自行车停在哪里，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空中画出那个位置。 另一个孩子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他说的是「我们」，仿佛我也是下一趟旅程的一员。 我答不出来。 我笑了笑，换了话题，然后有点讨厌自己，因为我做了大人在没有答案时都会做的事。 孩子们的返乡梦简单而直接，有一个假想中的日期，也有一条熟悉的路。 到了大人身上，这个梦变得更沉重。 他们谈起它时，热度并没有减少，但声音里多了一种从前没有的疲惫。

我所认识的兄弟姊妹，一向坚强，笑得很快，如今却会笑着笑着，突然沉默下来。 流离失所夺走的不只是房子。 它也夺走了生活原本行进的节奏：他们熟悉每个细节的工作，不需要自我介绍的邻居，还有那种「明天和今天够相像，所以可以为明天做打算」的感觉。 这一切都没了，留给他们的，是在一个既不承诺让他们留下、也不要求他们离开的地方，重新创建日常生活。 我从一些小事上察觉到这一点。 姊姊每一笔开销都要算两次。 哥哥每隔几分钟就看一次手机，等着加萨传来消息，或者等着不要有消息传来。 嫂嫂把旧家的照片设成手机壁纸，却从不在孩子面前打开。 没有人抱怨。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句「我们累了」之类的话。 但疲惫一直都在，像家里多出来的一名成员，坐在我们中间，一言不发。

而我夹在中间，是那个比他们早很多年离开的兄弟。 我离开是为了求学，不是在轰炸之下逃离。 我是通过屏幕经历这场种族灭绝的，等着那些传不到的消息，在地图上追踪一个个街区的名字。 他们则是用身体活过了这一切。 我坐在他们之间，怀着一种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的罪恶感。 那是提早幸存者的罪恶感，是母亲遇害时不在身边的人的罪恶感，也是此刻除了短短几天和一箱礼物之外，什么也给不了的人的罪恶感。 他们没有向我要求任何东西。 他们像家人对待归来的儿子那样对待我，准备我爱吃的菜，问我加拿大的事、天气怎么样、工作如何。 但在他们的眼神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人说出口，我却一直听得见：那现在呢？ 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去了机场。 就是这趟旅程开始的那个地方。

这一次，我不再寻找任何一张脸。 所有的脸我都认得，我也知道哪一张脸不会出现。 在登机门前，我亲吻了孩子们，那个小男孩对我说，我们会在加萨见面。 他说得无比笃定。 我没有纠正他。 我点点头，让那句话原封不动地悬在我们之间，因为那是整趟旅程中，唯一没有破碎的东西。 在飞机上，我想着母亲。 她年轻时离开埃及，到加萨创建一个家。 如今，她的孩子们回到了埃及，没有家，也没有母亲，把加萨带在身上，带在故事里，带在街道的名字里，带在一个孩子在空中画出自行车位置的手指上。 也许，这就是那个家留给我们的全部：一段由孩子们固执地传递、由大人们疲惫地守护的记忆，而我们都在等待，等它找到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