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台唯一來自加薩的友人---Hazem 安海正，數個月前，與他親愛的一家人，離開台灣中研院前往加拿大，展開另一趟學術生涯；10月初，他來信息說是：將回去看他的家人；不是加薩，而是埃及…。 因為，他的家人在大轟炸的前年，離開家鄉舉家搬往埃及，度過流離失所的難民生活…。 流離 他寫了一篇給【風傳媒】的專文，命名：【母親的國度，母親的家】這命名，意義非比尋常；因為，埃及是他母親出生的國度，年輕時徒步離家，嫁到加薩。 然而，前年的一場無情轟炸，將家園圍牆上一根鋼筋，像殘酷士兵的箭矢般，穿越年邁母親的胸膛！ 母親離世前，屢次安慰家小並念及遠在他鄉的Hazem！ 於是，Hazem 在埃及機場。

在他隔了兩年，未見家中兄弟姐妹與親人孩子後，再度在熙攘的人群間，找尋家人陌生的臉孔間。 他有感而說：那是因戰火摧毀家鄉，進而在異鄉機場，找尋一種奇特陌生感裡的熟悉；這時，我碰到了一個 缺席；那缺席是母親不在了！ 他說了，終於說了！ 母親，不在他自己的家鄉；她的孩子與親人，卻都在…。 Hazem說：變成一個我一直在等待、卻不肯對自己承認正在等待的聲音。

Amel&劉敏 讓我們再次閱讀，我曾經為加薩與他母親寫的詩行；其中幾行，我這樣寫： 轟炸前 兩株生機滿滿的棕梠樹 轟炸後 如何尋一片殘剩的屋瓦 因此，我知生，那是存在 你為加薩，你的家 在異鄉埋下種子 在我的家，你的異鄉 共同為你父親的耕耘 以及母親的手織毛衣 從斷垣殘壁間尋得曲徑 通往你重新回來的家與國 接著，讓我們來閱讀他的生命散文。 他這樣寫：鍾喬 母親的國度，母親的家 by安海正 Hazem 我站在開羅機場的入境大廳，不知道該先尋找哪一張臉。 距離上一次見到兄弟姊妹，已經將近兩年。 兩年，在日曆上只是個普通的數字，人們提起久未見面的老友，或很久以前去過的城市，也是這樣說。

但在加薩，時間有了另一種算法，用帳篷來數，用一次又一次的流離失所來數。 在那裡，沒有人能用那樣輕描淡寫的語氣說出「已經兩年了」。 然後，我看見了他們。 哥哥走在最前面，姊姊在他身後，努力從他的肩膀上方張望。 圍在他們身邊的，是他們的丈夫、妻子，還有孩子們。 孩子們長大的速度，照片根本跟不上。 我一個一個擁抱他們。 就在擁抱到一半的時候，我下意識地數著人頭，就像這些日子每個加薩人都會做的那樣，然後我撞上了那個缺席。 那個缺席，我早在幾個月前就知道了，卻直到那一刻，才第一次親眼看見。 母親不在那裡。 我的母親在這場種族滅絕中遇害。 這件事我很清楚。 我在受訪時說過，在文章裡寫過，在離家很遠的漫漫長夜裡，也一遍又一遍對自己說過。

然而，這個消息似乎需要一座機場，才算真正完整。 在那裡，缺席變成了隊伍中的一個空位，變成一雙沒有向我伸來的手臂，變成一個我一直在等待、卻不肯對自己承認正在等待的聲音。 整趟旅程中，有一個反諷始終緊跟著我：我來到了埃及，母親的國度。 她在這裡出生，我也是透過她，取得了讓我得以跨越邊境的國籍。 我終於抵達了她當年離開、前往加薩建立一個家的這片土地，卻發現她的孩子們在這裡，她的孫子孫女們在這裡，唯獨她不在。 彷彿這個國家把所有屬於她的人都要了回來，卻偏偏忘了她。 母親 我們從機場直接回到他們的家。 我說「他們的家」，是因為語言給不了我更精確的詞。 那是一間租來的公寓，家具和他們一點都不像，牆壁也還沒聽夠他們的聲音，還沒來得及習慣他們。

屋裡的一切都能正常運作，有水，有電，門也關得上，但每個人在裡面走動時，都帶著寄人籬下般的小心翼翼。 牆上什麼也不掛。 除了必需品，什麼也不買。 行李箱一直沒有完全清空，有些還放在床底下，隨時準備好踏上一段沒有人知道方向的旅程。 我們在客廳坐到很晚。 我原以為會聊開羅，聊文件、居留、新學校。 結果我們聊的是加薩。 整個晚上，以及之後的每一個晚上，無論話題從哪扇門開啟，最後總會回到加薩。 有人提起一道菜，另一個人就說加薩的味道不一樣。 電視劇裡出現一條街名，他們就想起一條相似的街。 那些回憶不是說給客人聽的故事，更像是每天的清點，清點那些他們害怕一旦不再提起、就會遺失的東西。 最讓我驚訝的是孩子們。

我以為孩子忘得比較快，以為這座新城市，連同寬闊的街道和琳瑯滿目的商店，會把他們帶走。 事情並沒有這樣發生。 他們談起大海，彷彿昨天才下過水；說起學校的朋友，叫的是全名；講起家裡，一個房間接著一個房間。 其中一個孩子向我解釋，他以前把腳踏車停在哪裡，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在空中畫出那個位置。 另一個孩子問我，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他說的是「我們」，彷彿我也是下一趟旅程的一員。 我答不出來。 我笑了笑，換了話題，然後有點討厭自己，因為我做了大人在沒有答案時都會做的事。 孩子們的返鄉夢簡單而直接，有一個假想中的日期，也有一條熟悉的路。 到了大人身上，這個夢變得更沉重。 他們談起它時，熱度並沒有減少，但聲音裡多了一種從前沒有的疲憊。

我所認識的兄弟姊妹，一向堅強，笑得很快，如今卻會笑著笑著，突然沉默下來。 流離失所奪走的不只是房子。 它也奪走了生活原本行進的節奏：他們熟悉每個細節的工作，不需要自我介紹的鄰居，還有那種「明天和今天夠相像，所以可以為明天做打算」的感覺。 這一切都沒了，留給他們的，是在一個既不承諾讓他們留下、也不要求他們離開的地方，重新建立日常生活。 我從一些小事上察覺到這一點。 姊姊每一筆開銷都要算兩次。 哥哥每隔幾分鐘就看一次手機，等著加薩傳來消息，或者等著不要有消息傳來。 嫂嫂把舊家的照片設成手機桌布，卻從不在孩子面前打開。 沒有人抱怨。 我沒有聽到任何一句「我們累了」之類的話。 但疲憊一直都在，像家裡多出來的一名成員，坐在我們中間，一言不發。

而我夾在中間，是那個比他們早很多年離開的兄弟。 我離開是為了求學，不是在轟炸之下逃離。 我是透過螢幕經歷這場種族滅絕的，等著那些傳不到的訊息，在地圖上追蹤一個個街區的名字。 他們則是用身體活過了這一切。 我坐在他們之間，懷著一種不知道該往哪裡放的罪惡感。 那是提早倖存者的罪惡感，是母親遇害時不在身邊的人的罪惡感，也是此刻除了短短幾天和一箱禮物之外，什麼也給不了的人的罪惡感。 他們沒有向我要求任何東西。 他們像家人對待歸來的兒子那樣對待我，準備我愛吃的菜，問我加拿大的事、天氣怎麼樣、工作如何。 但在他們的眼神裡，還有另一個問題，沒有人說出口，我卻一直聽得見：那現在呢？ 最後一天，我們一起去了機場。 就是這趟旅程開始的那個地方。

這一次，我不再尋找任何一張臉。 所有的臉我都認得，我也知道哪一張臉不會出現。 在登機門前，我親吻了孩子們，那個小男孩對我說，我們會在加薩見面。 他說得無比篤定。 我沒有糾正他。 我點點頭，讓那句話原封不動地懸在我們之間，因為那是整趟旅程中，唯一沒有破碎的東西。 在飛機上，我想著母親。 她年輕時離開埃及，到加薩建立一個家。 如今，她的孩子們回到了埃及，沒有家，也沒有母親，把加薩帶在身上，帶在故事裡，帶在街道的名字裡，帶在一個孩子在空中畫出腳踏車位置的手指上。 也許，這就是那個家留給我們的全部：一段由孩子們固執地傳遞、由大人們疲憊地守護的記憶，而我們都在等待，等它找到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