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却一再被亚洲以外的战争牵动。 这个矛盾，正是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10月16日发布的《Why Can’t America Contain China? 》节目中提出的警告：华府宣示重返亚洲，实际运用军力时，却可能逐渐转离亚洲。 依他的判断，欧巴马政府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仍延续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直到川普2017年上台，围堵中国才真正开始。 然而，乌克兰战争与2026年的伊朗战争接连消耗美国资源，使原本应集中于东亚的兵力与注意力，再度分散到欧洲和中东。 这项批判值得台湾重视。 美国的亚洲利益可以长期存在，支撑这些利益的军力却未必随时充足。

要回答「重返亚洲还是转离亚洲」，必须分辨政策方向、实际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 三者之间的落差，才是台湾需要理解的风险。 重返亚洲的起点不能只用围堵衡量米尔斯海默把重返亚洲几乎等同于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因此认为2017年以前的政策缺乏实质意义。 但这个定义，压缩了美国亚洲政策原有的复杂性。 希拉蕊2011年在《外交政策》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提出的方向包含强化盟邦关系、扩大军事存在、促进经贸，以及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强权的关系。 接触与防范，同时存在于这套构想之中。 当年11月，美澳也宣布自翌年起推动陆战队赴澳洲北部轮驻，初期约250人，规划逐步增至2,500人。 这项安排的规模可以批评，却不能说此前完全没有军事调整。

2017年的重要性，在于华府对中国的基本假设改变。 川普政府当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修正现状的强权，并检讨通过接触、国际制度与商业往来，使竞争者成为温和伙伴的期待。 这是战略定位的转折，不能倒推成美国此前毫无制衡，也不能将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长期过程，切成精确的年度分界。 判断遏制是否失效，也必须先确定衡量标准。 阻止中国经济成长、限制中国取得区域军事优势，以及吓阻北京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是不同的任务。 中国持续强大，并不足以证明所有制衡政策都告失败；真正需要检验的，是美国能否以可承受的成本，达成它设置的安全目标。

军事竞争需要经济与盟邦合作支撑 川普2017年转向更鲜明的对中竞争，却也在同年1月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若亚洲竞争包含市场、投资与规则的影响力，军事立场转强与区域经济集成退缩，便形成政策上的张力。 亚洲国家是否愿意长期配合美国，还取决于华府能提供哪些经济利益，以及这些安排能否跨越政党轮替。 拜登任内，印太安全合作也没有停止。 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AUKUS，2023年美菲宣布增加四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使用地点，都是合作持续深化的例子。 因此，乌克兰战争分散美国资源，与亚洲安全网络继续发展，可以同时成立。 这也说明美国面对的困难：它仍有强大的合作网络，却必须承担维持网络的成本。

伙伴增加，可能扩大可运用的能力，也可能增加需要回应的安全需求。 评估重返亚洲的成效，应查看合作是否带来实际分工，以及添加责任是否获得相应资源。 全球承诺正在考验有限军力 米尔斯海默最有力的警告，在于多线用兵的机会成本。 一艘航母无法同时在两个战区运行任务；部署延长之后，舰艇需要维修，官兵需要休整。 虽然各战区所需装备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把每一项援乌物资都换算成台海战备的损失，但航母、防空拦截弹及维修产能等资源，确实会受到不同需求的竞争。 2026年8月，美联社引述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指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接替长期部署的「林肯号」。 这项调动，让资源分散的问题有了具体事例。

当中东行动需要更多军力，亚洲部署就必须重新安排。 所谓优先顺位，往往是在这种取舍之中，才显露出实际意义。 不过，时间点必须一起看。 美国第七舰队公布，「罗斯福号」航母于10月16日抵达日本横须贺，准备参加「利剑」演习。 这不会消除先前调动的成本，却足以提醒我们，八月的兵力状态不能直接延伸成十月的结论。 部署具有流动性，判断是否撤退，应追踪持续存在、轮替安排与补充速度。 萨德系统的例子也需要精确区分。 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4月21日在参议院表示，当时没有移走整套萨德系统，系统仍留在朝鲜半岛，同时有弹药准备运送。 米尔斯海默谈的是萨德飞弹调动，不应被扩大解读为整套系统撤离；四月的证词，也不能代替十月的部署数据。

这些区别会影响我们对防卫能力变化的判断。 战略可信度取决于补充能力 比单次调动更深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持续补充消耗。 洛克希德马丁2026年1月宣布七年框架协议，目标将爱国者PAC-3 MSE拦截弹的年产能，由约600枚提高到2,000枚。 这是未来扩产目标，并非当下已经具备的供应能力；协议公布早于这次伊朗战争，也显示扩充产能的需求早已存在。 战争可以迅速增加消耗，工厂、供应链与熟练人力却需要时间扩张。 如果补充速度长期落后于需求，亚洲优先就可能只剩下对同一批资源的反复调度。 反过来，若扩产、维修与盟邦分工逐步奏效，美国兼顾不同战区的能力也可能改善。 因此，讨论美国能否维持优势，必须把产能与时间纳入，不能只比较预算总额或装备数量。

美军对跨区作战也有不同评估。 印太司令帕帕罗在4月的国会书面证词中主张，参与中东行动的部队返回印太后，将因实战经验而更有能力。 这项效益应予考虑，但经验无法直接补回射出的拦截弹，也无法免除装备维护。 决策者仍须说明，实战收益是否足以抵销部署空档、消耗与后续补充负担。 同样需要区分的，是资源成本与战争责任。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把俄罗斯推向乌克兰战争，属于他的因果解释；联合国大会2022年的决议，则明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承认援乌存在机会成本，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俄罗斯没有选择，或美国退出欧洲就一定有利亚洲。 盟邦如何理解美国的承诺，也会影响它们未来合作的意愿。

台湾应正视战略利益与支持能力的落差 对台湾而言，关键在于理解美国愿意支持、具备能力与及时行动之间，仍存在距离。 川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明列吓阻台海冲突为优先事项，重视台湾的地理位置与第一岛链，同时要求盟邦承担更多责任。 这说明台湾具有明确的美国战略利益，却无法保证危机发生时，所需能力都能立即到位。 台湾的国防讨论，应据此落实到交付、训练与维持能力。 采购案通过、预算增加之后，装备何时抵达、后勤能否配合、维修与补充能否持续，才决定投入是否转化为防卫能力。 机密细节可以依法保护，但进度、延误原因与改善责任，仍应接受相应的民主监督。 民生系统也必须承受得起外部支持延迟。

能源、通信、医疗与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关系到危机中社会能否继续运作。 这些准备能降低外部部署变动带来的脆弱性，也能扩大台湾自己的决策空间。 过度依赖别国准时增援，容易使国内原本可以改善的问题，被长期搁置。 防卫准备也应与降低误判并行。 美国在其他战区承受压力，不代表北京就能无成本地改变台海现状；台湾的自我防卫与国际合作，仍会影响各方计算。 维持沟通、清楚表达维持现状的立场，并避免把军事信号误读成政治保证，才能使安全合作有助于降低战争风险。 亚洲优先需要长期可用的资源 米尔斯海默的警告，迫使我们正视大国也有资源限制。 公开数据呈现的美国，既持续强化亚洲合作，也不断被其他战区牵动。

将它简化为全面撤退，会忽略仍在运作的合作网络；认定它必然能兼顾所有承诺，则会低估补充速度与多线用兵的压力。 重返亚洲能否持续，要看华府是否愿意为优先顺位作出取舍，并把政策承诺落实为长期可用的资源。 台湾也应以相同标准检验自身安全：合作能否持续、支持能否到位，以及外援延迟时，我们能否维持自我安全防卫与社会稳定运作。 具备这些能力，才是台湾在大国竞争中保有选择、降低风险的基础。 ​＊作者为彰师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