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卻一再被亞洲以外的戰爭牽動。 這個矛盾，正是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在10月16日發布的《Why Can’t America Contain China? 》節目中提出的警告：華府宣示重返亞洲，實際運用軍力時，卻可能逐漸轉離亞洲。 依他的判斷，歐巴馬政府2011年提出重返亞洲，仍延續對中國的接觸政策；直到川普2017年上臺，圍堵中國才真正開始。 然而，烏克蘭戰爭與2026年的伊朗戰爭接連消耗美國資源，使原本應集中於東亞的兵力與注意力，再度分散到歐洲和中東。 這項批判值得臺灣重視。 美國的亞洲利益可以長期存在，支撐這些利益的軍力卻未必隨時充足。

要回答「重返亞洲還是轉離亞洲」，必須分辨政策方向、實際部署與持續作戰能力。 三者之間的落差，才是臺灣需要理解的風險。 重返亞洲的起點不能只用圍堵衡量米爾斯海默把重返亞洲幾乎等同於對中國的軍事圍堵，因此認為2017年以前的政策缺乏實質意義。 但這個定義，壓縮了美國亞洲政策原有的複雜性。 希拉蕊2011年在《外交政策》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提出的方向包含強化盟邦關係、擴大軍事存在、促進經貿，以及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強權的關係。 接觸與防範，同時存在於這套構想之中。 當年11月，美澳也宣布自翌年起推動陸戰隊赴澳洲北部輪駐，初期約250人，規劃逐步增至2,500人。 這項安排的規模可以批評，卻不能說此前完全沒有軍事調整。

2017年的重要性，在於華府對中國的基本假設改變。 川普政府當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與俄羅斯視為修正現狀的強權，並檢討透過接觸、國際制度與商業往來，使競爭者成為溫和夥伴的期待。 這是戰略定位的轉折，不能倒推成美國此前毫無制衡，也不能將中國取得大國地位的長期過程，切成精確的年度分界。 判斷遏制是否失效，也必須先確定衡量標準。 阻止中國經濟成長、限制中國取得區域軍事優勢，以及嚇阻北京以武力改變臺海現狀，是不同的任務。 中國持續強大，並不足以證明所有制衡政策都告失敗；真正需要檢驗的，是美國能否以可承受的成本，達成它設定的安全目標。

軍事競爭需要經濟與盟邦合作支撐 川普2017年轉向更鮮明的對中競爭，卻也在同年1月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若亞洲競爭包含市場、投資與規則的影響力，軍事立場轉強與區域經濟整合退縮，便形成政策上的張力。 亞洲國家是否願意長期配合美國，還取決於華府能提供哪些經濟利益，以及這些安排能否跨越政黨輪替。 拜登任內，印太安全合作也沒有停止。 美英澳於2021年成立AUKUS，2023年美菲宣布增加四處《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的使用地點，都是合作持續深化的例子。 因此，烏克蘭戰爭分散美國資源，與亞洲安全網絡繼續發展，可以同時成立。 這也說明美國面對的困難：它仍有強大的合作網絡，卻必須承擔維持網絡的成本。

夥伴增加，可能擴大可運用的能力，也可能增加需要回應的安全需求。 評估重返亞洲的成效，應檢視合作是否帶來實際分工，以及新增責任是否獲得相應資源。 全球承諾正在考驗有限軍力 米爾斯海默最有力的警告，在於多線用兵的機會成本。 一艘航母無法同時在兩個戰區執行任務；部署延長之後，艦艇需要維修，官兵需要休整。 雖然各戰區所需裝備並不完全相同，不能把每一項援烏物資都換算成臺海戰備的損失，但航母、防空攔截彈及維修產能等資源，確實會受到不同需求的競爭。 2026年8月，美聯社引述美軍中央司令部消息指出，「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抵達阿拉伯海，接替長期部署的「林肯號」。 這項調動，讓資源分散的問題有了具體事例。

當中東行動需要更多軍力，亞洲部署就必須重新安排。 所謂優先順位，往往是在這種取捨之中，才顯露出實際意義。 不過，時間點必須一起看。 美國第七艦隊公布，「羅斯福號」航母於10月16日抵達日本橫須賀，準備參加「利劍」演習。 這不會消除先前調動的成本，卻足以提醒我們，八月的兵力狀態不能直接延伸成十月的結論。 部署具有流動性，判斷是否撤退，應追蹤持續存在、輪替安排與補充速度。 薩德系統的例子也需要精確區分。 駐韓美軍司令布朗森4月21日在參議院表示，當時沒有移走整套薩德系統，系統仍留在朝鮮半島，同時有彈藥準備運送。 米爾斯海默談的是薩德飛彈調動，不應被擴大解讀為整套系統撤離；四月的證詞，也不能代替十月的部署資料。

這些區別會影響我們對防衛能力變化的判斷。 戰略可信度取決於補充能力 比單次調動更深的問題，是美國能否持續補充消耗。 洛克希德馬丁2026年1月宣布七年框架協議，目標將愛國者PAC-3 MSE攔截彈的年產能，由約600枚提高到2,000枚。 這是未來擴產目標，並非當下已經具備的供應能力；協議公布早於這次伊朗戰爭，也顯示擴充產能的需求早已存在。 戰爭可以迅速增加消耗，工廠、供應鏈與熟練人力卻需要時間擴張。 如果補充速度長期落後於需求，亞洲優先就可能只剩下對同一批資源的反覆調度。 反過來，若擴產、維修與盟邦分工逐步奏效，美國兼顧不同戰區的能力也可能改善。 因此，討論美國能否維持優勢，必須把產能與時間納入，不能只比較預算總額或裝備數量。

美軍對跨區作戰也有不同評估。 印太司令帕帕羅在4月的國會書面證詞中主張，參與中東行動的部隊返回印太後，將因實戰經驗而更有能力。 這項效益應予考慮，但經驗無法直接補回射出的攔截彈，也無法免除裝備維護。 決策者仍須說明，實戰收益是否足以抵銷部署空檔、消耗與後續補充負擔。 同樣需要區分的，是資源成本與戰爭責任。 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把俄羅斯推向烏克蘭戰爭，屬於他的因果解釋；聯合國大會2022年的決議，則明確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承認援烏存在機會成本，並不能直接推導出俄羅斯沒有選擇，或美國退出歐洲就一定有利亞洲。 盟邦如何理解美國的承諾，也會影響它們未來合作的意願。

臺灣應正視戰略利益與支援能力的落差 對臺灣而言，關鍵在於理解美國願意支持、具備能力與及時行動之間，仍存在距離。 川普政府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明列嚇阻臺海衝突為優先事項，重視臺灣的地理位置與第一島鏈，同時要求盟邦承擔更多責任。 這說明臺灣具有明確的美國戰略利益，卻無法保證危機發生時，所需能力都能立即到位。 臺灣的國防討論，應據此落實到交付、訓練與維持能力。 採購案通過、預算增加之後，裝備何時抵達、後勤能否配合、維修與補充能否持續，才決定投入是否轉化為防衛能力。 機密細節可以依法保護，但進度、延誤原因與改善責任，仍應接受相應的民主監督。 民生系統也必須承受得起外部支援延遲。

能源、通訊、醫療與地方政府的應變能力，關係到危機中社會能否繼續運作。 這些準備能降低外部部署變動帶來的脆弱性，也能擴大臺灣自己的決策空間。 過度依賴別國準時增援，容易使國內原本可以改善的問題，被長期擱置。 防衛準備也應與降低誤判並行。 美國在其他戰區承受壓力，不代表北京就能無成本地改變臺海現狀；臺灣的自我防衛與國際合作，仍會影響各方計算。 維持溝通、清楚表達維持現狀的立場，並避免把軍事信號誤讀成政治保證，才能使安全合作有助於降低戰爭風險。 亞洲優先需要長期可用的資源 米爾斯海默的警告，迫使我們正視大國也有資源限制。 公開資料呈現的美國，既持續強化亞洲合作，也不斷被其他戰區牽動。

將它簡化為全面撤退，會忽略仍在運作的合作網絡；認定它必然能兼顧所有承諾，則會低估補充速度與多線用兵的壓力。 重返亞洲能否持續，要看華府是否願意為優先順位作出取捨，並把政策承諾落實為長期可用的資源。 臺灣也應以相同標準檢驗自身安全：合作能否持續、支援能否到位，以及外援延遲時，我們能否維持自我安全防衛與社會穩定運作。 具備這些能力，才是臺灣在大國競爭中保有選擇、降低風險的基礎。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