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集团创办人、香港免费报《am730》创办人施永青10月9日在专栏发表〈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主张政府可以规定避孕套制造商，在市面产品中提供一定比例会渗漏的「次货」，甚至通过调整不合格产品的比例，达到调控生育率的目的。 他的逻辑并不复杂：避孕科技让人们可以享受性行为，却不必承担怀孕的后果；既然经济补贴未必足以扭转少子化，何不直接从避孕环节下手，让更多怀孕「自然发生」？ 这番言论迅速引发争议。 面对批评，施永青10月13日再度撰文表示，提出逆耳的意见，是希望引起社会对低生育率的思考。 他仍认为，避孕成功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也承认，故意破坏避孕套功能会损害多数人的个人利益，现阶段不具备推行条件。

出生人口跌破3万，香港的少子化警报为何愈响愈急？ 中国大陆与香港一样，都面临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在这种模式下，双方政府还是不断的推行「安全受孕」的政策。 而「安全套」的作用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减少一些潜在的疾病，而非是减少生育率的唯一「杀手」。 同样，现在中港两地的年轻人都面临「性压抑」的现实，安全套在公众看来是预防艾滋病和梅毒的最稳妥的方式之一，就像一些研究人口生育的中国学者告诉我「这个人有点癫（北京话意思是蠢），但凡一个正常学者都不会出此番言论」。 当然也有一些潜在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反驳那些「正常学者」，称「生育率低怎么没见你们这些『砖家』搞点研究？

」 2024年10月1日，香港庆祝中国建政75周年国庆日，各地都能见到五星旗。 (美联社) 香港2025年至2026年年中录得约2.97万名出生人口，首次跌破3万人大关；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则降至每名女性平均约0.733名子女。 这不只是少生几个孩子的问题，更牵涉未来劳动力、人口老化、公共财政与社会照护体系的长期压力。 当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政府自然希望找到扭转趋势的方法。 香港近年已通过新生婴儿奖励金、税务优惠，以及增加辅助生育服务等方式，试图降低家庭迎接新生命的成本。 然而，政策工具愈来愈多，出生人口却没有因此出现足以扭转趋势的反弹。 这也让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当政府不断鼓励人们生孩子，为什么愈来愈多人仍然不愿意生？

避孕工具确实降低了意外怀孕的几率，让个人更能掌握生育时机；但人们不生孩子，与人们能够避免意外怀孕，并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涉及生活选择、伴侣关系、经济能力、职涯发展与对未来的期待；后者则是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进步的成果。 怀孕不等于愿意生，更不等于养得起 从怀孕到出生，再到孩子能否获得稳定照顾，中间存在好几道不能忽略的关卡。 曾经我在一次由地方省级疾控中心组织的一场会议上提问「中国年轻一代生育率低除了经济因素外，有没有心理因素？ 」这位地方省级疾控中心的主任告诉我「不打算生育的人，不会因为避孕套变得不可靠，就突然产生养育孩子的意愿。 他们可能改用其他避孕方式、减少可能导致怀孕的性行为，或者重新调整亲密关系中的风险管理」。

这位主任还提到「即使意外怀孕真的增加，也不能直接推论出生人口会以相同幅度增加。 怀孕者仍然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与生育选择，政策更不能缺省每一次意外怀孕都应该走向生产。 」 当时参会的另外一位外媒同行也告诉我「避孕套并不只有避孕功能，也能降低部分性传染感染的风险。 刻意让产品失去原本应有的防护效果，可能使公共卫生付出代价，却无法保证换来相应的出生人口」。 由此看，如果增加出生人口的手段，是让人失去对是否怀孕的充分掌握，那么即使数字短期内有所变动，也很难称得上是一项合理的生育政策。 政策工具愈来愈多，出生人口却没有因此出现足以扭转趋势的反弹。

（美联社） 真正让香港人不敢生的，可能是房价、工时与一辈子的养育责任 施永青是房地产业的重要人物。 他的「漏套论」因此也引来另一种尖锐的反讽：如果避孕套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那么高昂的房价，是否才是香港年轻人最难跨过的生育门槛？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生育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而是一连串必须同时回答的问题：住在哪里？ 房租或房贷如何负担？ 谁来照顾孩子？ 生产后能否继续工作？ 托育服务是否足够？ 如果其中一人为了照顾家庭而减少工作时间，家庭收入又会受到多大影响？ 相反地，意外怀孕可能让原本就缺乏经济安全感的家庭，面临更大的压力。 没有稳定住所、缺乏托育资源，或者无法取得适当的育儿支持，都可能使原本就不容易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孩子出生后，父母必须付出的还包括时间、职涯机会、休息、个人生活，以及长年累积的情绪与照护劳动。 对双薪家庭来说，这些成本尤其难以回避。 因此，年轻世代选择不生，不一定代表他们不喜欢孩子，也不必然意味着个人主义凌驾一切。 有些人可能只是认为，在目前的收入、住房与工作条件下，自己没有能力提供理想的成长环境。 中原集团创办人、香港免费报《am730》创办人施永青10月9日在专栏发表〈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取自shihwingchingfoundation.org） 从发钱催生到破坏避孕：政策焦虑不能凌驾个人选择 一次性的生育奖励金，确实不可能单独解决长达十多年的育儿支出、住房负担与职涯风险。

若政策只是在孩子出生时提供一笔钱，却没有改善托育、教育、住房与工作环境，对许多中港家庭而言，诱因仍然有限。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现金补贴与避孕套哪一个更能制造出生人口，而是哪些政策能够让原本想生、却因现实条件而却步的人，真正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 就像中国大陆前段时间出来一个政策：育儿补贴一年3000块，合下来一天「9.9」，这点钱购买一杯瑞幸咖啡了。 说到底，避孕套的功能，是让人们更有能力决定是否怀孕；生育政策的责任，则是让那些想要孩子的人，不必因为现实困境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