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集團創辦人、香港免費報《am730》創辦人施永青10月9日在專欄發表〈避孕套的出現是生育率下降主因〉，主張政府可以規定避孕套製造商，在市面產品中提供一定比例會滲漏的「次貨」，甚至透過調整不合格產品的比例，達到調控生育率的目的。 他的邏輯並不複雜：避孕科技讓人們可以享受性行為，卻不必承擔懷孕的後果；既然經濟補貼未必足以扭轉少子化，何不直接從避孕環節下手，讓更多懷孕「自然發生」？ 這番言論迅速引發爭議。 面對批評，施永青10月13日再度撰文表示，提出逆耳的意見，是希望引起社會對低生育率的思考。 他仍認為，避孕成功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也承認，故意破壞避孕套功能會損害多數人的個人利益，現階段不具備推行條件。

出生人口跌破3萬，香港的少子化警報為何愈響愈急？ 中國大陸與香港一樣，都面臨高度「老齡化」的社會，在這種模式下，雙方政府還是不斷的推行「安全受孕」的政策。 而「安全套」的作用只是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減少一些潛在的疾病，而非是減少生育率的唯一「殺手」。 同樣，現在中港兩地的年輕人都面臨「性壓抑」的現實，安全套在公眾看來是預防艾滋病和梅毒的最穩妥的方式之一，就像一些研究人口生育的中國學者告訴我「這個人有點癲（北京話意思是蠢），但凡一個正常學者都不會出此番言論」。 當然也有一些潛在的支持者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反駁那些「正常學者」，稱「生育率低怎麼沒見你們這些『磚家』搞點研究？

」 2024年10月1日，香港慶祝中國建政75周年國慶日，各地都能見到五星旗。 (美聯社) 香港2025年至2026年年中錄得約2.97萬名出生人口，首次跌破3萬人大關；2025年的總和生育率則降至每名女性平均約0.733名子女。 這不只是少生幾個孩子的問題，更牽涉未來勞動力、人口老化、公共財政與社會照護體系的長期壓力。 當新生兒數量持續減少，政府自然希望找到扭轉趨勢的方法。 香港近年已透過新生嬰兒獎勵金、稅務優惠，以及增加輔助生育服務等方式，試圖降低家庭迎接新生命的成本。 然而，政策工具愈來愈多，出生人口卻沒有因此出現足以扭轉趨勢的反彈。 這也讓一個問題逐漸浮現：當政府不斷鼓勵人們生孩子，為什麼愈來愈多人仍然不願意生？

避孕工具確實降低了意外懷孕的機率，讓個人更能掌握生育時機；但人們不生孩子，與人們能夠避免意外懷孕，並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涉及生活選擇、伴侶關係、經濟能力、職涯發展與對未來的期待；後者則是現代醫療與公共衛生進步的成果。 懷孕不等於願意生，更不等於養得起 從懷孕到出生，再到孩子能否獲得穩定照顧，中間存在好幾道不能忽略的關卡。 曾經我在一次由地方省級疾控中心組織的一場會議上提問「中國年輕一代生育率低除了經濟因素外，有沒有心理因素？ 」這位地方省級疾控中心的主任告訴我「不打算生育的人，不會因為避孕套變得不可靠，就突然產生養育孩子的意願。 他們可能改用其他避孕方式、減少可能導致懷孕的性行為，或者重新調整親密關係中的風險管理」。

這位主任還提到「即使意外懷孕真的增加，也不能直接推論出生人口會以相同幅度增加。 懷孕者仍然有自己的身體自主權與生育選擇，政策更不能預設每一次意外懷孕都應該走向生產。 」 當時參會的另外一位外媒同行也告訴我「避孕套並不只有避孕功能，也能降低部分性傳染感染的風險。 刻意讓產品失去原本應有的防護效果，可能使公共衛生付出代價，卻無法保證換來相應的出生人口」。 由此看，如果增加出生人口的手段，是讓人失去對是否懷孕的充分掌握，那麼即使數字短期內有所變動，也很難稱得上是一項合理的生育政策。 政策工具愈來愈多，出生人口卻沒有因此出現足以扭轉趨勢的反彈。

（美聯社） 真正讓香港人不敢生的，可能是房價、工時與一輩子的養育責任 施永青是房地產業的重要人物。 他的「漏套論」因此也引來另一種尖銳的反諷：如果避孕套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那麼高昂的房價，是否才是香港年輕人最難跨過的生育門檻？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生育不是一個孤立的決定，而是一連串必須同時回答的問題：住在哪裡？ 房租或房貸如何負擔？ 誰來照顧孩子？ 生產後能否繼續工作？ 托育服務是否足夠？ 如果其中一人為了照顧家庭而減少工作時間，家庭收入又會受到多大影響？ 相反地，意外懷孕可能讓原本就缺乏經濟安全感的家庭，面臨更大的壓力。 沒有穩定住所、缺乏托育資源，或者無法取得適當的育兒支持，都可能使原本就不容易的家庭生活更加艱難。

孩子出生後，父母必須付出的還包括時間、職涯機會、休息、個人生活，以及長年累積的情緒與照護勞動。 對雙薪家庭來說，這些成本尤其難以迴避。 因此，年輕世代選擇不生，不一定代表他們不喜歡孩子，也不必然意味著個人主義凌駕一切。 有些人可能只是認為，在目前的收入、住房與工作條件下，自己沒有能力提供理想的成長環境。 中原集團創辦人、香港免費報《am730》創辦人施永青10月9日在專欄發表〈避孕套的出現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取自shihwingchingfoundation.org） 從發錢催生到破壞避孕：政策焦慮不能凌駕個人選擇 一次性的生育獎勵金，確實不可能單獨解決長達十多年的育兒支出、住房負擔與職涯風險。

若政策只是在孩子出生時提供一筆錢，卻沒有改善托育、教育、住房與工作環境，對許多中港家庭而言，誘因仍然有限。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現金補貼與避孕套哪一個更能製造出生人口，而是哪些政策能夠讓原本想生、卻因現實條件而卻步的人，真正有能力實現自己的生育意願。 就像中國大陸前段時間出來一個政策：育兒補貼一年3000塊，合下來一天「9.9」，這點錢購買一杯瑞幸咖啡了。 說到底，避孕套的功能，是讓人們更有能力決定是否懷孕；生育政策的責任，則是讓那些想要孩子的人，不必因為現實困境而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