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籍受刑人增加，近来又被推上治安讨论台面。 据媒体报导引述法务部统计，外国籍受刑人数从2022年的419人，增加至2026年8月的1,653人；另提到一名印尼籍人士涉嫌出售金融帐户供诈团使用，却在判决出炉前约四个月已离境，凸显司法进程与移民行政之间可能存在衔接落差。 报导同时也提醒，外籍受刑人并不等于移工，且有学者比较2018至2024年数据后指出，部分案件类型之外籍人士嫌疑率并未高于本国人。 这才是问题的内核。 台湾不该把外籍人士、移工、失联移工全部简化成治安风险；但政府也不能因害怕被批评标签化，就回避诈团确实正在利用移工身分、语言弱势、经济压力与金融帐户管理漏洞。

真正该检讨的，不是某个国籍是不是比较危险，而是政府能不能在犯罪组织利用制度缝隙之前，把风险看见。 一名涉案外籍人士，如果在刑案尚未终结前已离境，这不是单纯的个案疏失，而是典型的跨机关治理破口。 警察负责侦查，检察官负责追诉，法院负责审判，移民署负责出入境，金融机构负责帐户管理。 每一个机关都可以说自己「依法办理」，但如果信息没有即时串起来，结果就是：警察追案、法院排期、移民署遣返，各自合规，整体失灵。 这种制度矛盾，正是诈团最喜欢的空间。 诈骗集团不需要破解政府系统，只需要知道哪些机关彼此不说话；不需要高科技，只要利用行政缝隙。 帐户卖出去了，钱流进去了，案子侦办了，等到法院判决出来，人已经离境。

这时再谈判刑、罚金或驱逐出境，对打诈而言，究竟还剩多少实际意义？ 更值得警惕的是，诈团吸收移工或失联移工，常不是因为这些人天生犯罪倾向较高，而是因为犯罪市场看见他们的脆弱性。 语言不熟、法令陌生、经济压力大、社会支持少，帐户、门号与身分证件就容易被犯罪组织拿来利用。 把这些人简化成「外籍兵团」，固然有新闻效果，却可能让真正的犯罪供应链躲在标签后面。 从犯罪经济学来看，诈团需要的是低成本、可替换、风险承担能力弱的末端人力。 车手也好，人头帐户也好，都是犯罪产业链中最便宜的耗材。 今天本国人帐户愈来愈难取得，犯罪集团自然转向更脆弱的族群。 这不是族群问题，而是犯罪供给问题；不是移工本身制造诈骗，而是诈骗市场正在寻找更便宜的犯罪工具。

因此，政府如果只加强查缉外籍车手，仍然是在末端治理。 真正需要的是前端防堵。 第一，检警、法院与移民署应创建涉刑案外籍人士的即时案件状态通报，凡涉及诈欺、洗钱、组织犯罪或重大金融犯罪案件，遣返、离境或收容处置前，应有明确司法查核。 第二，金融机构应与移民、劳政数据串接，对聘雇期满、行方不明、收容或离境者帐户创建更细致的风险控管，但也必须保障合法薪资、退税与补助领取，不可一刀切冻结。 第三，劳动部与移民署应提供多语金融安全教育，让移工知道出售帐户、出借提款卡、代收款项的刑事风险。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合法求助管道。 失联移工若只看到查缉、遣返与处罚，自然会更容易被地下仲介、诈团与非法雇主控制。

治理的目标不是把人逼到更深的地下，而是让他们在被犯罪组织吸收前，还能找到合法出口。 报导中也引述学者建议，应避免用个案评断整个群体，并提供语言、法律协助与稳定工作管道，这正是降低犯罪供给的方向。 打诈最怕两件事：一是把所有责任推给被害人，二是把所有风险贴给弱势群体。 前者让制度卸责，后者让犯罪上游消失在道德恐慌之中。 真正有效的治安政策，不是把外籍人士当成犯罪风险，而是让犯罪组织无法利用外籍人士。 台湾需要移工，也需要治安；需要开放，也需要秩序。 这两者并不冲突。 冲突的是，政府一方面依赖移工支撑产业与照护，一方面却没有把司法、移民、金融与劳政治理连成一张安全网。

结果就是，合法工作的人被标签化，真正懂得利用制度缝隙的诈团，继续在暗处招募、洗钱、换人、重来。 所以，与其问「外籍车手为何变多」，不如问：为何诈团这么容易找到他们？ 与其问「移工是不是治安问题」，不如问：司法与移民行政为何不能在关键时刻说同一种语言？ 警察忙着抓车手，移民署却可能先送人出国。 这不是单一机关的错，而是跨机关治理的破洞。 打诈若仍各管各的，诈团最感谢的，不是车手，而是政府部门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缝 ! ＊作者为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