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籍受刑人增加，近來又被推上治安討論檯面。 據媒體報導引述法務部統計，外國籍受刑人數從2022年的419人，增加至2026年8月的1,653人；另提到一名印尼籍人士涉嫌出售金融帳戶供詐團使用，卻在判決出爐前約四個月已離境，凸顯司法程序與移民行政之間可能存在銜接落差。 報導同時也提醒，外籍受刑人並不等於移工，且有學者比較2018至2024年資料後指出，部分案件類型之外籍人士嫌疑率並未高於本國人。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台灣不該把外籍人士、移工、失聯移工全部簡化成治安風險；但政府也不能因害怕被批評標籤化，就迴避詐團確實正在利用移工身分、語言弱勢、經濟壓力與金融帳戶管理漏洞。

真正該檢討的，不是某個國籍是不是比較危險，而是政府能不能在犯罪組織利用制度縫隙之前，把風險看見。 一名涉案外籍人士，如果在刑案尚未終結前已離境，這不是單純的個案疏失，而是典型的跨機關治理破口。 警察負責偵查，檢察官負責追訴，法院負責審判，移民署負責出入境，金融機構負責帳戶管理。 每一個機關都可以說自己「依法辦理」，但如果資訊沒有即時串起來，結果就是：警察追案、法院排期、移民署遣返，各自合規，整體失靈。 這種制度矛盾，正是詐團最喜歡的空間。 詐騙集團不需要破解政府系統，只需要知道哪些機關彼此不說話；不需要高科技，只要利用行政縫隙。 帳戶賣出去了，錢流進去了，案子偵辦了，等到法院判決出來，人已經離境。

這時再談判刑、罰金或驅逐出境，對打詐而言，究竟還剩多少實際意義？ 更值得警惕的是，詐團吸收移工或失聯移工，常不是因為這些人天生犯罪傾向較高，而是因為犯罪市場看見他們的脆弱性。 語言不熟、法令陌生、經濟壓力大、社會支持少，帳戶、門號與身分證件就容易被犯罪組織拿來利用。 把這些人簡化成「外籍兵團」，固然有新聞效果，卻可能讓真正的犯罪供應鏈躲在標籤後面。 從犯罪經濟學來看，詐團需要的是低成本、可替換、風險承擔能力弱的末端人力。 車手也好，人頭帳戶也好，都是犯罪產業鏈中最便宜的耗材。 今天本國人帳戶愈來愈難取得，犯罪集團自然轉向更脆弱的族群。 這不是族群問題，而是犯罪供給問題；不是移工本身製造詐騙，而是詐騙市場正在尋找更便宜的犯罪工具。

因此，政府如果只加強查緝外籍車手，仍然是在末端治理。 真正需要的是前端防堵。 第一，檢警、法院與移民署應建立涉刑案外籍人士的即時案件狀態通報，凡涉及詐欺、洗錢、組織犯罪或重大金融犯罪案件，遣返、離境或收容處置前，應有明確司法查核。 第二，金融機構應與移民、勞政資料串接，對聘僱期滿、行方不明、收容或離境者帳戶建立更細緻的風險控管，但也必須保障合法薪資、退稅與補助領取，不可一刀切凍結。 第三，勞動部與移民署應提供多語金融安全教育，讓移工知道出售帳戶、出借提款卡、代收款項的刑事風險。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合法求助管道。 失聯移工若只看到查緝、遣返與處罰，自然會更容易被地下仲介、詐團與非法雇主控制。

治理的目標不是把人逼到更深的地下，而是讓他們在被犯罪組織吸收前，還能找到合法出口。 報導中也引述學者建議，應避免用個案評斷整個群體，並提供語言、法律協助與穩定工作管道，這正是降低犯罪供給的方向。 打詐最怕兩件事：一是把所有責任推給被害人，二是把所有風險貼給弱勢群體。 前者讓制度卸責，後者讓犯罪上游消失在道德恐慌之中。 真正有效的治安政策，不是把外籍人士當成犯罪風險，而是讓犯罪組織無法利用外籍人士。 台灣需要移工，也需要治安；需要開放，也需要秩序。 這兩者並不衝突。 衝突的是，政府一方面依賴移工支撐產業與照護，一方面卻沒有把司法、移民、金融與勞政治理連成一張安全網。

結果就是，合法工作的人被標籤化，真正懂得利用制度縫隙的詐團，繼續在暗處招募、洗錢、換人、重來。 所以，與其問「外籍車手為何變多」，不如問：為何詐團這麼容易找到他們？ 與其問「移工是不是治安問題」，不如問：司法與移民行政為何不能在關鍵時刻說同一種語言？ 警察忙著抓車手，移民署卻可能先送人出國。 這不是單一機關的錯，而是跨機關治理的破洞。 打詐若仍各管各的，詐團最感謝的，不是車手，而是政府部門之間那道看不見的縫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