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湾对外交流逐渐运用固有软实力，发挥影响力以提升国际能见度，这不同于传统邦交、经贸与安全外交的路径。 此即通过宗教自由、跨宗教对话、宫庙文化、人道援助及宗教团体跨国网络，增加台湾与国际社会的链接。 从美国的宗教自由倡议，到教廷的跨宗教与全球伦理对话，再到日本的妈祖文化交流，宗教国际交流已逐渐成为台湾公共外交与价值外交的一部分。 然而，宗教国际交流本属正常交流活动，若试图以宗教外交过度泛政治化超出交流边界及政治动机，追求政治化目标，可能产生反噬效果。

换言之，这具有明显的「双面刃」性质，若运用得宜可促进台湾国际社会网络与文化能见度；一旦过度政治化，也可能使原本具有超越政治功能的宗教交流，被卷入两岸竞争，甚至压缩两岸宗教往来所创造和平缓冲空间，扩大化两岸冲突领域。 一、从倡议宗教自由到宗教文化交流，台湾外交工具日益多元 台湾宗教外交政策之推进，源自倡议「宗教自由」的制度化。

美国务院于2018年7月举办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会中发布「波多马克行动计划」（Potomac Plan of Action），呼吁建请与会各国设立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共同发挥影响力，并宣布成立「国际宗教自由基金」（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I-ReFF），并将相关资源用以推动全球宗教自由。 为响应美国的倡议，2019年蔡英文政府任命玉山神学院院长布兴‧大立为首任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并自2019年起规划连续五年、每年捐助20万美元予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基金」。

其政策意义在于把台湾内部宗教自由与多元发展经验，转化为对外人权与民主外交资产。 近年宗教外交更开始跨越传统信仰领域。 2026年5月，台湾与美国驻教廷大使馆首次在教廷通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举办「人工智能与职业的未来」国际研习营，超过200人参与，议题涵盖人工智能、工作、人性尊严与伦理治理。 这显示台湾与教廷的交流已不再局限于天主教、宗教自由或人道援助，而开始把科技能力与宗教伦理结合，使宗教场域成为参与全球治理议题的平台。 二、北港妈祖赴日，呈现另一种「民间外交」、「社会外交」 相较美国及教廷路线偏向制度与价值，日本呈现的则是宗教文化、侨社与地方社会网络。

2026年5月，北港朝天宫妈祖首次大规模赴日，约170名信众同行，前往东京及其他地区交流；驻日代表李逸洋赴成田机场迎接，后续行程包括茨城牛久大佛及东京妈祖庙等。 这些活动主体仍是民间宗教团体，因驻外单位与侨社参与，使台湾民间信仰同时产生公共外交效果。 这种模式的特色在于政治性相对较低。 妈祖文化所传递的是信仰、地方文化、慈善、和平及民间情感，较易进入一般日本社会，而不必直接碰触台海安全或主权争议。 宗教国际交流的第一项效益，就是能够创建正式外交之外的「社会链接」或民间草根社会链接。 政府间正式关系可能受到政党轮替与国际局势影响，但寺庙、教会、侨社、信众、大学与地方组织所创建的人际网络，往往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三、宗教国际交流促进台湾能见度及进入国际非政府组织 台湾推动宗教国际交流，利于提升台湾国际参与的「议题密度」。 台湾邦交国有限仅剩12个，但宗教自由、人权、人工智能伦理、人道援助、文化资产与跨宗教和平，并不需要以外交承认为参与前提。 当台湾进入这些网络，其国际角色便不完全取决于邦交国数量。 但宗教交流目标有其局限性及天花板，难以产生明显政治效应，如上升蔓延至外交正式承认。 换言之，其政策效果并非宗教活动直接促使外国改变对台外交承认，而是增加台湾与外国政府、国会、宗教团体、公民社会、大学及非政府组织的接触节点及扩大化交流领域。 宗教国际交流所累积效益，起初是一种「链接密度」及双方民间社会关系及友谊拉近。

当台湾宗教再与民主、人权、科技、文化及台海和平等议题叠加，台湾议题便可能由狭义两岸政治问题，逐渐与国际公共议题产生链接。 然而，这种效果不宜过度扩张解读，或者是高度评价宗教交流产生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效果。 宗教与文化交流固然能增加社会好感及国际可见度，但几乎不可能直接带来其他国家外交承认，更不能直接转换成安全承诺。 宗教国际交流，比较接近传统外交之外的「软性增量」，而非正式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替代品。 同时，当台湾推动宗教交流具有政治企图时，也会引发大陆的压制及反制，其效果适得其反。 四、双面刃效应？ 两岸宗教交流正逐渐安全化 当前台湾政府采取宗教外交其最大的矛盾，恐对两岸宗教交流产生冲击。

一方面批判大陆对台宗教交流为宗教统战，另一方面推动宗教外交试图链接国际社会。 两岸妈祖、佛教、道教、祖庙进香及宗亲文化交流，已有数十年历史；妈祖信仰尤其具有跨越政治边界的民间特质，湄洲长期是台湾部分妈祖庙进香与谒祖的重要地点，台湾不同宫庙对此类交流本身也存在不同理解与政治距离，这当中有正常宗教交流也混杂者宗教统战意涵。 近年民进党政府已对大陆通过宗教交流，对其政治动机产生高度疑虑，每每动辄批判为宗教统战。 内政部2025年10月表示，依民间研究数据，2024年至少有116场受大陆官方支持的两岸宗教交流活动，约40间台湾寺庙赴陆，其中超过半数集中福建省；政府并创建赴大陆交流信息公开专区。

内政部也指出，截至当时有67个宗教团体、2,971人次完成赴陆交流登录。 此不啻说明即使两岸政治关系敌对，但宗教交流仍具有相当规模，难以完全遏制。 民进党政府的立场，是将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同时纳入考量。 内政部认为部分活动可能被大陆官方纳入「两岸一家亲」、文化同源等政治论述，因此要求赴陆宗教团体注意安全及政治操作风险。 事实上，对赴陆交流的宗教团体而言，实际参与动机包括信仰、进香、寻根、文化、地方人际网络等多种因素，不应把所有赴陆宗教活动一概视为政治活动及受统战所蛊惑。 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妈祖雕像。

(图／台中市政府) 五、当宗教交流泛政治化，无论是宗教外交或宗教统战也可能反过来限制宗教正常健康交流 当两岸执政当局推动宗教交流动机，过于泛政治化，无论是民进党政府推动宗教外交或大陆当局推动宗教统战，皆可能反过来限制两岸宗教正常健康交流，增加人为障碍措施，反产生「双面刃」效应。 台湾若把宗教自由作为国际价值外交的一环，北京可能将其理解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另一种政策工具；反之，大陆若持续把妈祖、祖庙、宗亲与佛道教交流纳入两岸融合或政治认同论述，民进党政府也可能提高安全审查与风险管理，批判其为潜藏融合促统政治目的。 双方在宗教交流政策上，互相强化安全化规范及措施，最终陷入压制及反制恶性循环。

最糟糕悖论是，原本政治争议最低的宗教领域，其所发挥和平缓冲地带角色及作用下降 ，也逐渐受到两岸政治敌对关系牵动，无限上纲至各领域。 台湾宗教团体赴陆交流，可能面临更多登录、风险评估、限制、禁止与政治疑虑；大陆宗教团体来台，也可能受到两岸政府更严格审查。 陆委会过去即曾针对大陆宫庙来台活动表示，若涉及未经申请或与原申请内容不符，将依法调查；其理由之一正是担心宗教交流被纳入对台政治工作。 更值得观察的是，竞争还可能由两岸延伸到第三地。 当台湾积极通过美国、教廷、日本及欧洲宗教网络扩大国际链接，大陆也可能通过世界佛教、道教、妈祖文化与海外华人宗教网络创建自身论述。

如此一来，宗教领域可能从「和平交流的缓冲带」，逐渐转变成两岸国际叙事争辩的新竞技场域。 六、双面刃的关键，在于宗教能否保持自主及政府介入边界 吾人以为，评价台湾宗教国际交流成效，不能过度夸大化及渲染。 从正面而言，它确实提供台湾突破传统外交限制的另一种国际参与管道。 美国模式强调宗教自由与民主制度；教廷及欧洲模式链接跨宗教、人权与全球伦理；日本模式则通过妈祖、侨社与地方文化形成社会网络。 三者共同增加台湾的国际可见度与社会链接，但不能高估其政治目标及效益达成。 但其局限也正在于此。 宗教外交愈成功地被纳入国家外交战略，宗教活动就愈可能被其他大陆政府视为具有战略政治目的。

当两岸政府将宗教交流纳入国家安全、统战或外交竞争框架，宗教原本具有的超政治性便可能逐渐下降。 宗教交流界线其关键，不是宗教要不要进行海外交流，宗教发展本身就有海外推展信仰需求，但这纯粹是宗教本身事务；但当政府或政治力量过度及不当介入或协助、协力合作，隐藏政治动机，反而会将正常宗教交流标签化为宗教外交及宗教统战色彩。 若政府主要作用，发挥扮演保障宗教自由、提供国际平台与协助民间交流的角色，而宗教团体仍保有议题、伙伴及活动内容的自主性，宗教可能成为台湾公共外交的重要社会资产。

反之，若宗教被高度工具化和政治化，两岸又彼此以安全措施及政治动机回应，最后可能在国际与两岸宗教交流领域，形成压制及反制之恶性循环，此即「台湾愈推动宗教外交—北京愈强化宗教统战—台湾愈提高交流管制」的循环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推动宗教外交应有其边界，避免产生双面刃效应，不只是「国际化」与「政治化」之间的矛盾，更是如何一方面扩大台湾的国际价值与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仍让宗教保有跨越政治边界、降低敌意及维系民间往来的功能。 如果宗教也完全成为两岸政治竞争的一部分，那么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条宗教交流管道，更是两岸关系中少数仍能维持社会性、文化性与低政治性的缓冲空间，如此政策效果恐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无庸置疑是，当两岸政府越运用宗教外交、宗教统战及将宗教交流越趋政治化，这将产生宗教交流政策效果的双面性及悖论，即宗教交流国际化愈深化，反造成两岸宗教交流越安全化、政治化趋势。 可想而知，最终这将引来大陆压制，从而使台湾宗教国际与两岸交流，如同其他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一样，也会受到来自大陆强力制约。 ＊作者为佛光大学公共行政与国际事务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