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對外交流逐漸運用固有軟實力，發揮影響力以提升國際能見度，這不同於傳統邦交、經貿與安全外交的路徑。 此即透過宗教自由、跨宗教對話、宮廟文化、人道援助及宗教團體跨國網絡，增加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連結。 從美國的宗教自由倡議，到教廷的跨宗教與全球倫理對話，再到日本的媽祖文化交流，宗教國際交流已逐漸成為台灣公共外交與價值外交的一部分。 然而，宗教國際交流本屬正常交流活動，若試圖以宗教外交過度泛政治化超出交流邊界及政治動機，追求政治化目標，可能產生反噬效果。

換言之，這具有明顯的「雙面刃」性質，若運用得宜可促進台灣國際社會網絡與文化能見度；一旦過度政治化，也可能使原本具有超越政治功能的宗教交流，被捲入兩岸競爭，甚至壓縮兩岸宗教往來所創造和平緩衝空間，擴大化兩岸衝突領域。 一、從倡議宗教自由到宗教文化交流，台灣外交工具日益多元 台灣宗教外交政策之推進，源自倡議「宗教自由」的制度化。

美國務院於2018年7月舉辦首屆「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會中發布「波多馬克行動計畫」（Potomac Plan of Action），呼籲建請與會各國設立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共同發揮影響力，並宣布成立「國際宗教自由基金」（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I-ReFF），並將相關資源用以推動全球宗教自由。 為響應美國的倡議，2019年蔡英文政府任命玉山神學院院長布興‧大立為首任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並自2019年起規劃連續五年、每年捐助20萬美元予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金」。

其政策意義在於把台灣內部宗教自由與多元發展經驗，轉化為對外人權與民主外交資產。 近年宗教外交更開始跨越傳統信仰領域。 2026年5月，台灣與美國駐教廷大使館首次在教廷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舉辦「人工智慧與職業的未來」國際研習營，超過200人參與，議題涵蓋人工智慧、工作、人性尊嚴與倫理治理。 這顯示台灣與教廷的交流已不再侷限於天主教、宗教自由或人道援助，而開始把科技能力與宗教倫理結合，使宗教場域成為參與全球治理議題的平台。 二、北港媽祖赴日，呈現另一種「民間外交」、「社會外交」 相較美國及教廷路線偏向制度與價值，日本呈現的則是宗教文化、僑社與地方社會網絡。

2026年5月，北港朝天宮媽祖首次大規模赴日，約170名信眾同行，前往東京及其他地區交流；駐日代表李逸洋赴成田機場迎接，後續行程包括茨城牛久大佛及東京媽祖廟等。 這些活動主體仍是民間宗教團體，因駐外單位與僑社參與，使台灣民間信仰同時產生公共外交效果。 這種模式的特色在於政治性相對較低。 媽祖文化所傳遞的是信仰、地方文化、慈善、和平及民間情感，較易進入一般日本社會，而不必直接碰觸台海安全或主權爭議。 宗教國際交流的第一項效益，就是能夠建立正式外交之外的「社會連結」或民間草根社會連結。 政府間正式關係可能受到政黨輪替與國際局勢影響，但寺廟、教會、僑社、信眾、大學與地方組織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往往具有較長的生命週期。

三、宗教國際交流促進台灣能見度及進入國際非政府組織 台灣推動宗教國際交流，利於提升台灣國際參與的「議題密度」。 台灣邦交國有限僅剩12個，但宗教自由、人權、人工智慧倫理、人道援助、文化資產與跨宗教和平，並不需要以外交承認為參與前提。 當台灣進入這些網絡，其國際角色便不完全取決於邦交國數量。 但宗教交流目標有其侷限性及天花板，難以產生明顯政治效應，如上升蔓延至外交正式承認。 換言之，其政策效果並非宗教活動直接促使外國改變對台外交承認，而是增加台灣與外國政府、國會、宗教團體、公民社會、大學及非政府組織的接觸節點及擴大化交流領域。 宗教國際交流所累積效益，起初是一種「連結密度」及雙方民間社會關係及友誼拉近。

當台灣宗教再與民主、人權、科技、文化及台海和平等議題疊加，台灣議題便可能由狹義兩岸政治問題，逐漸與國際公共議題產生連結。 然而，這種效果不宜過度擴張解讀，或者是高度評價宗教交流產生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效果。 宗教與文化交流固然能增加社會好感及國際可見度，但幾乎不可能直接帶來其他國家外交承認，更不能直接轉換成安全承諾。 宗教國際交流，比較接近傳統外交之外的「軟性增量」，而非正式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替代品。 同時，當台灣推動宗教交流具有政治企圖時，也會引發大陸的壓制及反制，其效果適得其反。 四、雙面刃效應？ 兩岸宗教交流正逐漸安全化 當前台灣政府採取宗教外交其最大的矛盾，恐對兩岸宗教交流產生衝擊。

一方面批判大陸對台宗教交流為宗教統戰，另一方面推動宗教外交試圖連結國際社會。 兩岸媽祖、佛教、道教、祖廟進香及宗親文化交流，已有數十年歷史；媽祖信仰尤其具有跨越政治邊界的民間特質，湄洲長期是台灣部分媽祖廟進香與謁祖的重要地點，台灣不同宮廟對此類交流本身也存在不同理解與政治距離，這當中有正常宗教交流也混雜者宗教統戰意涵。 近年民進黨政府已對大陸透過宗教交流，對其政治動機產生高度疑慮，每每動輒批判為宗教統戰。 內政部2025年10月表示，依民間研究資料，2024年至少有116場受大陸官方支持的兩岸宗教交流活動，約40間台灣寺廟赴陸，其中超過半數集中福建省；政府並建立赴大陸交流資訊公開專區。

內政部也指出，截至當時有67個宗教團體、2,971人次完成赴陸交流登錄。 此不啻說明即使兩岸政治關係敵對，但宗教交流仍具有相當規模，難以完全遏制。 民進黨政府的立場，是將宗教自由與國家安全同時納入考量。 內政部認為部分活動可能被大陸官方納入「兩岸一家親」、文化同源等政治論述，因此要求赴陸宗教團體注意安全及政治操作風險。 事實上，對赴陸交流的宗教團體而言，實際參與動機包括信仰、進香、尋根、文化、地方人際網絡等多種因素，不應把所有赴陸宗教活動一概視為政治活動及受統戰所蠱惑。 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媽祖雕像。

(圖／台中市政府) 五、當宗教交流泛政治化，無論是宗教外交或宗教統戰也可能反過來限制宗教正常健康交流 當兩岸執政當局推動宗教交流動機，過於泛政治化，無論是民進黨政府推動宗教外交或大陸當局推動宗教統戰，皆可能反過來限制兩岸宗教正常健康交流，增加人為障礙措施，反產生「雙面刃」效應。 台灣若把宗教自由作為國際價值外交的一環，北京可能將其理解為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另一種政策工具；反之，大陸若持續把媽祖、祖廟、宗親與佛道教交流納入兩岸融合或政治認同論述，民進黨政府也可能提高安全審查與風險管理，批判其為潛藏融合促統政治目的。 雙方在宗教交流政策上，互相強化安全化規範及措施，最終陷入壓制及反制惡性循環。

最糟糕悖論是，原本政治爭議最低的宗教領域，其所發揮和平緩衝地帶角色及作用下降 ，也逐漸受到兩岸政治敵對關係牽動，無限上綱至各領域。 台灣宗教團體赴陸交流，可能面臨更多登錄、風險評估、限制、禁止與政治疑慮；大陸宗教團體來台，也可能受到兩岸政府更嚴格審查。 陸委會過去即曾針對大陸宮廟來台活動表示，若涉及未經申請或與原申請內容不符，將依法調查；其理由之一正是擔心宗教交流被納入對台政治工作。 更值得觀察的是，競爭還可能由兩岸延伸到第三地。 當台灣積極透過美國、教廷、日本及歐洲宗教網絡擴大國際連結，大陸也可能透過世界佛教、道教、媽祖文化與海外華人宗教網絡建立自身論述。

如此一來，宗教領域可能從「和平交流的緩衝帶」，逐漸轉變成兩岸國際敘事爭辯的新競技場域。 六、雙面刃的關鍵，在於宗教能否保持自主及政府介入邊界 吾人以為，評價台灣宗教國際交流成效，不能過度誇大化及渲染。 從正面而言，它確實提供台灣突破傳統外交限制的另一種國際參與管道。 美國模式強調宗教自由與民主制度；教廷及歐洲模式連結跨宗教、人權與全球倫理；日本模式則透過媽祖、僑社與地方文化形成社會網絡。 三者共同增加台灣的國際可見度與社會連結，但不能高估其政治目標及效益達成。 但其侷限也正在於此。 宗教外交愈成功地被納入國家外交戰略，宗教活動就愈可能被其他大陸政府視為具有戰略政治目的。

當兩岸政府將宗教交流納入國家安全、統戰或外交競爭框架，宗教原本具有的超政治性便可能逐漸下降。 宗教交流界線其關鍵，不是宗教要不要進行海外交流，宗教發展本身就有海外推展信仰需求，但這純粹是宗教本身事務；但當政府或政治力量過度及不當介入或協助、協力合作，隱藏政治動機，反而會將正常宗教交流標籤化為宗教外交及宗教統戰色彩。 若政府主要作用，發揮扮演保障宗教自由、提供國際平台與協助民間交流的角色，而宗教團體仍保有議題、夥伴及活動內容的自主性，宗教可能成為台灣公共外交的重要社會資產。

反之，若宗教被高度工具化和政治化，兩岸又彼此以安全措施及政治動機回應，最後可能在國際與兩岸宗教交流領域，形成壓制及反制之惡性循環，此即「台灣愈推動宗教外交—北京愈強化宗教統戰—台灣愈提高交流管制」的循環怪圈。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推動宗教外交應有其邊界，避免產生雙面刃效應，不只是「國際化」與「政治化」之間的矛盾，更是如何一方面擴大台灣的國際價值與社會網絡，另一方面仍讓宗教保有跨越政治邊界、降低敵意及維繫民間往來的功能。 如果宗教也完全成為兩岸政治競爭的一部分，那麼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條宗教交流管道，更是兩岸關係中少數仍能維持社會性、文化性與低政治性的緩衝空間，如此政策效果恐適得其反、得不償失。

無庸置疑是，當兩岸政府越運用宗教外交、宗教統戰及將宗教交流越趨政治化，這將產生宗教交流政策效果的雙面性及悖論，即宗教交流國際化愈深化，反造成兩岸宗教交流越安全化、政治化趨勢。 可想而知，最終這將引來大陸壓制，從而使台灣宗教國際與兩岸交流，如同其他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一樣，也會受到來自大陸強力制約。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