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台北街头，南京东路、杭州南路、成都路、重庆南路、广州街、桂林路、昆明街等路名早已熟悉到让人很少多想，但把这些名称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它们几乎都来自中国各地的城市或地名。 这些名字并不是当年命名者随意挑选。 翻开战后初期的台北地图会发现，许多中国地名被搬进台北时，连彼此所在的方位都藏着一套规则。 台北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城市路名？ 答案要从二战结束后的台北说起。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数据显示，1945年11月17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地方政府修改具有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或明显日本色彩的街道名称。

新名称可以采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三民主义、国家人物，以及地方地理、习惯等意涵的名称。 因此战后各地陆续出现中华路、民权路、民族路、中山路、中正路等街名。 台北后来则进一步发展出一套以中国地名与地理位置安排道路名称的方式。 台北曾把市区想成一张「中国地图」 台北市立文献馆典藏的1948年《最新台北市街详图》记载，台北自1947年起，将日治时期以「町、丁目」为主的街廓地址系统，逐步改成今天较熟悉的线型道路命名方式。 当时以「中山南北路」作为南北向经线，再以「中正东西路」作为东西向纬线，把台北市区划分成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大区，接着依中国各地原本的大致相对位置安排道路名称。 当年的中正东西路，后来于1970年改名为今天的忠孝东西路。

台北市立文献馆另一份1951年出版的《最新台北市区街道图》也直接留下例子：东侧的东门外街改为「徐州路」；北侧的下奎府中街改为「承德街」，也就是后来的承德路；西南侧的八甲街改为「桂林街」，后来成为桂林路；南侧龙山街则改为「广州街」。 从这些路名就能看出，当年在台北配置中国地名时，确实把原本的地理方位纳入考量，而不是单纯挑选几个知名城市名称。 1946年地图上，已经出现大量中国城市路名 这套路名并不是到了1947年才突然一次完成。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台湾旅行社1946年10月《省都观光地图》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道路改成中国城市名称，其中许多一路沿用至今。 台史博指出，这份地图相较较早版本，已有不少清末传统路名被中国城市名称取代。

到了1947年，台北又公布新旧路名对照，新的道路命名系统逐渐完整。 1946年至1947年间，台北街道路名快速改变，今天熟悉的中国地名路网也在这段时间逐步成形。 「照地理位置取名」后来甚至写进道路命名规定 这套逻辑后来还曾被写进台北市的道路命名规定。 台北市法规查找系统保存的旧版《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门牌编钉办法》显示，道路可以采用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等名称，街则可以使用各省都市、史迹等名称。 条文并明定，如果以省份、大都市、城市、史迹、名山或大川命名，应「参照我国版图相当位置取名」。 同一套办法也曾以中山南北路、忠孝东西路作为台北门牌编排的重要基准。

也就是说，把台北依方位分区，再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名称的概念，后来确实进入过正式制度。 为什么现在拿地图来比，却不是每条路都对得上？ 不过，如果今天真的把台北路名和中国地图逐一比对，会发现并不是每条道路都能完全对上。 原因在于，这套命名方式原本就是依大致相对方位配置，并不是把中国地图按照比例完整缩小后覆盖在台北上；加上数十年间台北持续向外发展，道路也历经延伸、新辟、改名与重新分段，原本的排列关系自然不可能全部保持不变。 例如，早年作为东西向重要基准的「中正东西路」，后来就改名为忠孝东西路；南京东路也随着台北向东发展持续拓宽、延伸与分段，才形成今天看到的样貌。

因此，现在已经很难单靠路名重新拼出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但战后初期以地理方位配置中国地名的命名逻辑，仍清楚留在台北街道上。 台北街头，留着近80年前的城市痕迹 路名是城市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 每天说着「南京复兴站」、「杭州南路」、「成都路」、「昆明街」，久而久之，人们早已习惯这些名字，却很少再追问它们从哪里来。 如今走过成都路、昆明街，再一路往东经过杭州南路、南京东路，眼前只是再寻常不过的台北街景；但若把时间往回推近80年，这些散落在城市里的名字，其实曾经彼此呼应。 直到今天，车流与人潮不断从它们身上经过，那张曾被放进台北街廓里的地图，也就这样悄悄留了下来。

参考数据 台北市立文献馆，《最新台北市街详图》、《最新台北市区街道图》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旅行社《省都观光地图》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战后街道名称改正相关数据 台北市法规查找系统，《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门牌编钉办法》历史法规 台北市政府，南京东西路相关历史数据 本文内容依据公开史料与官方数据整理，部分历史路名、行政区划及道路配置曾随时代变动，实际沿革仍以相关主管机关与史料记载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