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台北街頭，南京東路、杭州南路、成都路、重慶南路、廣州街、桂林路、昆明街等路名早已熟悉到讓人很少多想，但把這些名稱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它們幾乎都來自中國各地的城市或地名。 這些名字並不是當年命名者隨意挑選。 翻開戰後初期的台北地圖會發現，許多中國地名被搬進台北時，連彼此所在的方位都藏著一套規則。 台北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城市路名？ 答案要從二戰結束後的台北說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資料顯示，1945年11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地方政府修改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或明顯日本色彩的街道名稱。

新名稱可以採用具有中華民族精神、三民主義、國家人物，以及地方地理、習慣等意涵的名稱。 因此戰後各地陸續出現中華路、民權路、民族路、中山路、中正路等街名。 台北後來則進一步發展出一套以中國地名與地理位置安排道路名稱的方式。 台北曾把市區想成一張「中國地圖」 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的1948年《最新台北市街詳圖》記載，台北自1947年起，將日治時期以「町、丁目」為主的街廓地址系統，逐步改成今天較熟悉的線型道路命名方式。 當時以「中山南北路」作為南北向經線，再以「中正東西路」作為東西向緯線，把台北市區劃分成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大區，接著依中國各地原本的大致相對位置安排道路名稱。 當年的中正東西路，後來於1970年改名為今天的忠孝東西路。

臺北市立文獻館另一份1951年出版的《最新台北市區街道圖》也直接留下例子：東側的東門外街改為「徐州路」；北側的下奎府中街改為「承德街」，也就是後來的承德路；西南側的八甲街改為「桂林街」，後來成為桂林路；南側龍山街則改為「廣州街」。 從這些路名就能看出，當年在台北配置中國地名時，確實把原本的地理方位納入考量，而不是單純挑選幾個知名城市名稱。 1946年地圖上，已經出現大量中國城市路名 這套路名並不是到了1947年才突然一次完成。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的臺灣旅行社1946年10月《省都觀光地圖》中，已經可以看到不少道路改成中國城市名稱，其中許多一路沿用至今。 臺史博指出，這份地圖相較較早版本，已有不少清末傳統路名被中國城市名稱取代。

到了1947年，台北又公布新舊路名對照，新的道路命名系統逐漸完整。 1946年至1947年間，台北街道路名快速改變，今天熟悉的中國地名路網也在這段時間逐步成形。 「照地理位置取名」後來甚至寫進道路命名規定 這套邏輯後來還曾被寫進台北市的道路命名規定。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保存的舊版《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顯示，道路可以採用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等名稱，街則可以使用各省都市、史蹟等名稱。 條文並明定，如果以省份、大都市、城市、史蹟、名山或大川命名，應「參照我國版圖相當位置取名」。 同一套辦法也曾以中山南北路、忠孝東西路作為台北門牌編排的重要基準。

也就是說，把台北依方位分區，再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名稱的概念，後來確實進入過正式制度。 為什麼現在拿地圖來比，卻不是每條路都對得上？ 不過，如果今天真的把台北路名和中國地圖逐一比對，會發現並不是每條道路都能完全對上。 原因在於，這套命名方式原本就是依大致相對方位配置，並不是把中國地圖按照比例完整縮小後覆蓋在台北上；加上數十年間台北持續向外發展，道路也歷經延伸、新闢、改名與重新分段，原本的排列關係自然不可能全部保持不變。 例如，早年作為東西向重要基準的「中正東西路」，後來就改名為忠孝東西路；南京東路也隨著台北向東發展持續拓寬、延伸與分段，才形成今天看到的樣貌。

因此，現在已經很難單靠路名重新拼出一張完整的中國地圖，但戰後初期以地理方位配置中國地名的命名邏輯，仍清楚留在台北街道上。 台北街頭，留著近80年前的城市痕跡 路名是城市裡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 每天說著「南京復興站」、「杭州南路」、「成都路」、「昆明街」，久而久之，人們早已習慣這些名字，卻很少再追問它們從哪裡來。 如今走過成都路、昆明街，再一路往東經過杭州南路、南京東路，眼前只是再尋常不過的台北街景；但若把時間往回推近80年，這些散落在城市裡的名字，其實曾經彼此呼應。 直到今天，車流與人潮不斷從它們身上經過，那張曾被放進台北街廓裡的地圖，也就這樣悄悄留了下來。

參考資料 臺北市立文獻館，《最新台北市街詳圖》、《最新台北市區街道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旅行社《省都觀光地圖》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戰後街道名稱改正相關資料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歷史法規 臺北市政府，南京東西路相關歷史資料 本文內容依據公開史料與官方資料整理，部分歷史路名、行政區劃及道路配置曾隨時代變動，實際沿革仍以相關主管機關與史料記載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