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正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断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因此有外国学者称中国为「赋能型大国」。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政策顾问，昆士兰科技大学兼任教授、《环球时报》特约撰稿人沃里克·鲍威尔（ Warwick Powell ）（中文名鲍韶山）在百余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和商界权威人士、专家学者与会的主题为《世界可以相信中国：新旅程》 2026年会上，围绕着「共生型国家，大国与它们的邻国相处的全新探索」（ A symbiotic country ： new explorations in how major countries interact with their neighbors)议题进行讨论时，表示，中国是「伟大的赋能型力量，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共同繁荣创造了条件」。

鲍韶山教授说，如果各国不把自己视为彼此竞争的孤立个体？ 或者，如果它们把自己视为根本上相互链接的个体，一个国家的命运与所有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呢？ 中国正是以这种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一种共生视角，根植于链接而非分离。 在西方的思想中，国际关系大多是霍布斯式的 国家被想像成自主的、自私自利的行为体，它们不断在零和游戏中权衡得失。 在这种观点下，理性是一种假设，一个出发点。 中国采取不同的方式，其内核理念是，国家及其人民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安全、繁荣与稳定被视为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并非预先设置，而是在各种关系中产生的。 这体现在中国友好关系的指导原则：亲、诚、惠、容。

这些并非空洞的口号，它们塑造了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合作是战略性的、长期的，关系性的。 鲍韶山教授举了几个具体例子。 首先是东南亚的「一带一路倡议」，像连接多个国家的交通走廊这样的项目，并非单边投资，而是伙伴关系。 它们带来共同的经济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并改善互联互通，这就是互利共赢的体现。 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卫生和卫生服务领域合作，包括提供卫生服务和技术以及更广泛的卫生合作。 中国帮助邻国应对紧急的公共卫生挑战，这些行动体现了友好与诚意，创建了信任和实际的相互依存关系，强化了一国福祉与邻国福祉息息相关的理念。 即使在卫生和基础设施之外，中国还在区域危机期间参与人道援助和贸易便利化，进一步表明关系思维如何指导务实政策制定。

这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做法重塑了我们对权力的思考。 中国并非孤立地看待国家利益，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理解，它避免形成僵化的集团，而是倾向于创建有利于多个国家的稳定与合作框架。 这就是鲍韶山教授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赋能型国家。 它以赋能邻国和维护区域稳定为己任，创造条件，使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共同繁荣发展。 鲍韶山教授明确指出，共生并不代表软弱。 它是一种策略性、深思熟虑且着眼长远的做法。 权力的体现不仅在于胁迫—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还在于赋能他人，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鲍韶山教授总结道，在一个通常被竞争和零和思维所定义的世界里，中国的共生模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国家之间相互联系，安全共享，繁荣源于合作。

理解这一点对于当今与中国交往至关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愿景提醒我们，我们的未来相互交织，而携手并进，往往是最佳途径。 对比中国作为「赋能型大国」，美国毫无疑义是一个「掠夺性霸权」。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和战略界关切的一个议题是美国霸权性质的历史性转变。 一种共识基本形成：那个曾经在冷战后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特征、试图维持某种「仁慈」霸权面貌的美国，正在加速向依靠强权攫取私利、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掠夺性」霸权转化。 美国向「掠夺性」霸权的转化，并非其实力大增后的从容布局，而是基于深刻认知错置和国内政治极化而产生的战略误判。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史蒂芬‧华特（ Stephen Walt ）在3/4月《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刊载的一篇文章，题为《掠夺性霸权：特朗普如何运用美国力量》（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对其深层动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华特教授认为，美国已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 「掠夺性」霸权是一个主导性大国试图以纯粹的零和方式建构与他人的交易，以确保利益分配始终有利于自己。 「掠夺性」霸权的首要目标不是创建稳定且互利共赢的关系使各方受益，而是确保自己在每次交互中获得收益多于他人。

「掠夺性」霸权将所有双边关系视为本质上的零和博弈，并试图从每一段关系中榨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可以商量」是其指导信条，对于「掠夺性」霸权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尽可能将榨取的限度推向极致。 「掠夺性」霸权偏好这样一个世界：用修昔底德的名言来说，「强者行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必受」。 华特教授指出，就像黑手党老大或帝国君主一样，川普期望寻求他青睐的外国领导人对他毕恭毕敬，奉承谄媚，就像他的内阁成员所做的那样展示忠诚。 川普政府似乎相信它可以永远掠夺其他国家，从而使得美国更加强大，进一步增加其杠杆作用。 但沃特教授指出，这种想法错了！ 他认为，「掠夺性」霸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媒体团。

（美联社） 过去，美国盟友容忍了某种程度的霸凌，因为它们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 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 川普第一任期内实施的掠夺程度是有限的，美国盟友有理由希望他在任期内只是一个不会重演的孤立事件。 如今，这希望已经破灭。 尤其是在欧洲。 例如，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对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和机构公开持敌对态度。 再加上特朗普重新发出吞并格陵兰岛的威胁，这引发了人们对[北约]长期生存能力的额外质疑，并表明欧洲领导人通过迁就来赢得特朗普支持的努力已经失败。 沃特教授认为，「掠夺性」霸权也是低效率的。 它摒弃了对多边规则和规范的依赖，转而寻求与他国进行双边接触。

但在一个拥有近200个国家的世界上，依赖双边谈判既耗时，又必然导致仓促且设计不良的协议。 此外， 将片面协议强加给数十个国家会助长逃避行为，因为它们知道霸权很难监控合规情况并运行其达成的所有协议。 归根结底，充当「掠夺性」霸权，将削弱美国长期以来依赖的权力和影响力网络，而这些网络正是川普现在试图利用的杠杆的来源。 一些国家将努力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 另一些国家将与美国的对手达成新安排，还有不少国家将渴望有机会对美国的自私行为进行报复。 一贯的「掠夺性」霸权政策可能导致美国全球影响力逐渐下降，然后突然衰落。 美国的「掠夺性」霸权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美国在历史上曾有多次类似的冲动。

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霸权在遭遇结构性矛盾时的一次应激性反应。 当掠夺性政策带来的反噬效应大于其所能攫取的短期效益、当维持强权的成本超过其承受极限时，这种政策模式必然会走向死胡同。 华特教授最后总结道，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以及对世界储备货币和关键金融节点的控制，美国在过去75年中得以创建非凡的联系和依赖网络，并对许多其他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杠杆作用。 「掠夺性」霸权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浪费了这些优势，并忽略了长期的负面后果。 诚然，美国并不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对抗联盟或失去其独立——它太强大且地理位置太优越，不至于遭受那种命运。 然而，它将变得比大多数在世美国人一生中经历的更贫穷、更不安全、影响力更小。

未来的美国领导人将在更弱的立场上运作，并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斗，以恢复华盛顿作为一个自私但公正的伙伴的声誉。 「掠夺性」霸权是一种必败的策略。 特朗普政府越早放弃它越好。 在美国这个「掠夺性」霸权没有「改弦更张」之前，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个「赋能型」大国能够撬动美国，并促使其早日「回头是岸」！ 在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大国」的概念都与支配地位紧密相连—即投射力量、控制贸易流动、维持秩序和强化等级制度的能力。 然而，中国近期提出的全球四大倡议（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表明，其发展轨迹正在改变。

中国不再试图确立自身霸权地位，而是致力于建构一个能够促进其他国家发展、安全和文化自主的国际环境，并将这些国家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共享彼此的未来。 中国提出的四项倡议是一个综合性框架 该框架并不打算以单一的新秩序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反，它力求体系多元化—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为多种声音、路径和制度形式留出空间。 中国对这些倡议的阐述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哲学演变。 赋能型大国的理念是一个国家的权力并非来自其统治能力，而是来自其赋能能力—即创造条件，使他人得以繁荣发展。

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国家寻求的是统治，而赋能型国家则寻求为他人创造可能性的条件，它的力量不在于控制资本、资源或信息的流动，而在于维持和协调这些流动，使之服务于公共利益。 从儒家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到道家「无为」的非强制性行为的思想，其重点在于关系平衡而不是等级统治。 用现代政策语言来说，这便是「共建共享」。 这种理念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延续性。 因此，在这种新兴的世界中，成为大国不在于强加单一的全球秩序，而是使多种秩序能够共存并进行富有成效的交互。 在这种理解下，中国的伟大源自于赋能他人的能力，从而创造一个动态平衡的世界。 中国的赋能模式与大西洋帝国主义传统之间的对比颇具启发。

从历史来看，大西洋体系是围绕不对称赋能而组织的中心的力量源于边缘地区的依赖性，殖民主义，金融等级制度和技术垄断，都是为了维护自身控制而削弱他人的形式。 中国赋能型大国的概念逆转了这种动态 它假设，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赋权。 其他地区发展得越好，整个系统的容量就越大；外围地区越稳定，全球网络的韧性就越强。 这不仅是道德论证，也是一个系统论证：复杂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不能通过支配来治理，而必须通过分布式能力来治理。 这种转变的物质基础，或许可以称之为世界经济的实体经济—即生产性交互和相互促进的经济。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美国为内核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日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支点。 世界经济通过中心辐射式的价值提取体系得以组织起来。

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贸易等级制度，以美元计价的金融结构，知识产权垄断以及不对称的技术扩散，这些结构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全球系统中心—边缘和半边缘格局。 但在过去20年中，该体系已开始去中心化。 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日益加强了南—南网络之间的链接。 地方和区域货币的金融结算正在扩大。 新的发展机构—金砖国家机制。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支付系统—正在重塑全球资本的流通方式。 简言之，世界经济正从僵化的中心辐射式层级结构，转变为动态的中立网络，其活力源自于互联互通的密度和质量，而非单一控制中心。 中国的四大全球倡议既体现了这项转变，也强化了这项转变。

它们提出了世界经济的治理逻辑：一个权力和价值源自于链接、协调和共享生产力，而不是源自于对节点的控制的世界。 [全球发展倡议] 、 [全球安全倡议] 、 [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共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极世界多维蓝图。 它们认识到，由单一文明和经济轴心主导的单极正在让位给分布式相互依存—一个由多个相互作用的中心构成的世界。 [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增强发展能力来奠定经济基础； [全球安全倡议]通过促进合作、稳定来提供安全基础； [全球文明倡议]通过使多元价值合法化，来提供文明基础； [全球治理倡议]通过改革全球治理结构，来提供制度基础。 每个维度都强化了其他维度。

没有安全的发展是脆弱的；没有文化合法性的安全是不稳定的；而这三者都需要包容和公平的治理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四项全球倡议并非平行项目，而是同一文明理念的组成部分：和谐的世界是指差异在统一中共存的世界。 这个框架对我们如何看待全球秩序以及大国在其中的角色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挑战了单极格局衰退必然导致碎片化的观点。 在中国的构想中，多极世界并非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它可以通过相互赋能的网络，而非控制等级来建构。 其次，它重新定义了全球公共产品。 传统秩序将公共产品视为霸权国家提供的产品—通过支配实现和平，通过美元提供流动性，通过威慑提供安全。

而赋能秩序则将其视为共同创造的能力，共享发展、合作、安全、文明对话和包容性治理；第三，它提出了一种新的领导力衡量标准。 在这个新兴时代，大国的合法性不再取决于其命令服从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协调合作的能力—即在不诉诸胁迫的情况下，促成联盟；最后，这种赋能范式，意味着一种不同的主权形式，一种关系型而非孤立的主权，在一个充满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危机的时代，如果其他国家无能为力，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拥有主权，赋能成为稳定的前提。 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并非帝国权力更迭，即一个霸权国转移到另一个霸权国这一古老历史进程的又一插曲，它代表着更为深刻的变革：帝国逻辑本身的瓦解。 中国的四项全球倡议—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正是这项转变的体现。

它们描绘了一个基于流动、联合和协同赋能而非命令、等级和掠夺的世界秩序愿景。 在中国世界里，伟大的赋能型国家并非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是身处其中，通过创造共享能力发挥领导作用，它的任务并非主宰历史舞台，而是设计一个众多行动者可以共同参与的舞台。 世界经济—即生产性交互经济—为此愿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随着全球体系日益紧密相连，权力本身也变得具有关系性，维系世界的并非某个中心的权威，而是其同各种链接的活力。 中国的各项倡议共同标志着一种新的权力论述的开端—这种话语衡量伟大，并非控制力，而是以促进他人繁荣的能力。 我们可以说，正在展开的世界并非帝国更迭的世界，而是帝国本身瓦解的世界—让位给一个由共享赋能维系的网络化人类世界。

中国提出的全球赋能理念并非提供一套必须遵循的剧本，而是一个供他人施展的舞台。 其意义不在于用一个全球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而是创造一个结构空间使众多倡议中心得以涌现。 未来的世界体系将是一个赋能体系而中国这个赋能型大国将起到引领性的作用。 ＊作者为旅美学者，曾任职联合国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