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中國展現大國擔當，正以實際行動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不斷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因此有外國學者稱中國為「賦能型大國」。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 Kevin Rudd ）政策顧問，昆士蘭科技大學兼任教授、《環球時報》特約撰稿人沃里克·鮑威爾（ Warwick Powell ）（中文名鮑韶山）在百餘位來自國內外政界、學界和商界權威人士、專家學者與會的主題為《世界可以相信中國：新旅程》 2026年會上，圍繞著「共生型國家，大國與它們的鄰國相處的全新探索」（ A symbiotic country ： new explorations in how major countries interact with their neighbors)議題進行討論時，表示，中國是「偉大的賦能型力量，為其他國家與中國共同繁榮創造了條件」。

鮑韶山教授說，如果各國不把自己視為彼此競爭的孤立個體？ 或者，如果它們把自己視為根本上相互連結的個體，一個國家的命運與所有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呢？ 中國正是以這種方式處理與鄰國的關係，一種共生視角，根植於連結而非分離。 在西方的思想中，國際關係大多是霍布斯式的 國家被想像成自主的、自私自利的行為體，它們不斷在零和遊戲中權衡得失。 在這種觀點下，理性是一種假設，一個出發點。 中國採取不同的方式，其核心理念是，國家及其人民在根本上是相互聯繫的，安全、繁榮與穩定被視為是不可分割的，利益並非預先設定，而是在各種關係中產生的。 這體現在中國友好關係的指導原則：親、誠、惠、容。

這些並非空洞的口號，它們塑造了一種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合作是戰略性的、長期的，關係性的。 鮑韶山教授舉了幾個具體例子。 首先是東南亞的「一帶一路倡議」，像連接多個國家的交通走廊這樣的項目，並非單邊投資，而是夥伴關係。 它們帶來共同的經濟利益，創造就業機會並改善互聯互通，這就是互利共贏的體現。 我們也看到，中國在衛生和衛生服務領域合作，包括提供衛生服務和技術以及更廣泛的衛生合作。 中國幫助鄰國應對緊急的公共衛生挑戰，這些行動體現了友好與誠意，建立了信任和實際的相互依存關係，強化了一國福祉與鄰國福祉息息相關的理念。 即使在衛生和基礎設施之外，中國還在區域危機期間參與人道援助和貿易便利化，進一步表明關係思維如何指導務實政策制定。

這很重要，因為中國的做法重塑了我們對權力的思考。 中國並非孤立地看待國家利益，而是透過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來理解，它避免形成僵化的集團，而是傾向於建立有利於多個國家的穩定與合作框架。 這就是鮑韶山教授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賦能型國家。 它以賦能鄰國和維護區域穩定為己任，創造條件，使其他國家能夠與中國共同繁榮發展。 鮑韶山教授明確指出，共生並不代表軟弱。 它是一種策略性、深思熟慮且著眼長遠的做法。 權力的體現不僅在於脅迫—這是典型的西方思維模式—還在於賦能他人，並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鮑韶山教授總結道，在一個通常被競爭和零和思維所定義的世界裡，中國的共生模式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在這種視角下，國家之間相互聯繫，安全共享，繁榮源於合作。

理解這一點對於當今與中國交往至關重要，因為，從根本上講，中國的願景提醒我們，我們的未來相互交織，而攜手並進，往往是最佳途徑。 對比中國作為「賦能型大國」，美國毫無疑義是一個「掠奪性霸權」。 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和戰略界關切的一個議題是美國霸權性質的歷史性轉變。 一種共識基本形成：那個曾經在冷戰後以提供公共產品為特徵、試圖維持某種「仁慈」霸權面貌的美國，正在加速向依靠強權攫取私利、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的「掠奪性」霸權轉化。 美國向「掠奪性」霸權的轉化，並非其實力大增後的從容佈局，而是基於深刻認知錯置和國內政治極化而產生的戰略誤判。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事務教授史蒂芬‧華特（ Stephen Walt ）在3/4月《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刊載的一篇文章，題為《掠奪性霸權：特朗普如何運用美國力量》（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對其深層動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華特教授認為，美國已變成一個「掠奪性」霸權。 「掠奪性」霸權是一個主導性大國試圖以純粹的零和方式建構與他人的交易，以確保利益分配始終有利於自己。 「掠奪性」霸權的首要目標不是建立穩定且互利共贏的關係使各方受益，而是確保自己在每次互動中獲得收益多於他人。

「掠奪性」霸權將所有雙邊關係視為本質上的零和博弈，並試圖從每一段關係中榨取盡可能大的利益。 「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可以商量」是其指導信條，對於「掠奪性」霸權來說，壓倒一切的目標是盡可能將榨取的限度推向極致。 「掠奪性」霸權偏好這樣一個世界：用修昔底德的名言來說，「強者行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必受」。 華特教授指出，就像黑手黨老大或帝國君主一樣，川普期望尋求他青睞的外國領導人對他畢恭畢敬，奉承諂媚，就像他的內閣成員所做的那樣展示忠誠。 川普政府似乎相信它可以永遠掠奪其他國家，從而使得美國更加強大，進一步增加其槓桿作用。 但沃特教授指出，這種想法錯了！ 他認為，「掠奪性」霸權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媒體團。

（美聯社） 過去，美國盟友容忍了某種程度的霸凌，因為它們高度依賴美國的保護。 但這種容忍是有限度的。 川普第一任期內實施的掠奪程度是有限的，美國盟友有理由希望他在任期內只是一個不會重演的孤立事件。 如今，這希望已經破滅。 尤其是在歐洲。 例如，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對許多歐洲國家政府和機構公開持敵對態度。 再加上特朗普重新發出吞併格陵蘭島的威脅，這引發了人們對[北約]長期生存能力的額外質疑，並表明歐洲領導人通過遷就來贏得特朗普支持的努力已經失敗。 沃特教授認為，「掠奪性」霸權也是低效率的。 它摒棄了對多邊規則和規範的依賴，轉而尋求與他國進行雙邊接觸。

但在一個擁有近200個國家的世界上，依賴雙邊談判既耗時，又必然導致倉促且設計不良的協議。 此外， 將片面協議強加給數十個國家會助長逃避行為，因為它們知道霸權很難監控合規情況並執行其達成的所有協議。 歸根結底，充當「掠奪性」霸權，將削弱美國長期以來依賴的權力和影響力網絡，而這些網絡正是川普現在試圖利用的槓桿的來源。 一些國家將努力減少對華盛頓的依賴。 另一些國家將與美國的對手達成新安排，還有不少國家將渴望有機會對美國的自私行為進行報復。 一貫的「掠奪性」霸權政策可能導緻美國全球影響力逐漸下降，然後突然衰落。 美國的「掠奪性」霸權是一種週期性現象。 美國在歷史上曾有多次類似的衝動。

這種變化在本質上是霸權在遭遇結構性矛盾時的一次應激性反應。 當掠奪性政策帶來的反噬效應大於其所能攫取的短期效益、當維持強權的成本超過其承受極限時，這種政策模式必然會走向死胡同。 華特教授最後總結道，憑藉有利的地理位置、龐大而複雜的經濟體、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以及對世界儲備貨幣和關鍵金融節點的控制，美國在過去75年中得以建立非凡的聯繫和依賴網絡，並對許多其他國家獲得了相當大的槓桿作用。 「掠奪性」霸權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浪費了這些優勢，並忽略了長期的負面後果。 誠然，美國並不會面臨一個巨大的對抗聯盟或失去其獨立——它太強大且地理位置太優越，不至於遭受那種命運。 然而，它將變得比大多數在世美國人一生中經歷的更貧窮、更不安全、影響力更小。

未來的美國領導人將在更弱的立場上運作，並將面臨一場艱難的戰鬥，以恢復華盛頓作為一個自私但公正的伙伴的聲譽。 「掠奪性」霸權是一種必敗的策略。 特朗普政府越早放棄它越好。 在美國這個「掠奪性」霸權沒有「改弦更張」之前，世界上只有中國這個「賦能型」大國能夠撬動美國，並促使其早日「回頭是岸」！ 在近代史的大部分時期，「大國」的概念都與支配地位緊密相連—即投射力量、控制貿易流動、維持秩序和強化等級制度的能力。 然而，中國近期提出的全球四大倡議（發展、安全、文明和治理）表明，其發展軌跡正在改變。

中國不再試圖確立自身霸權地位，而是致力於建構一個能夠促進其他國家發展、安全和文化自主的國際環境，並將這些國家置於一個相互關聯的網絡中，共享彼此的未來。 中國提出的四項倡議是一個綜合性框架 該框架並不打算以單一的新秩序取代現有的國際體系，相反，它力求體系多元化—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為多種聲音、路徑和製度形式留出空間。 中國對這些倡議的闡述揭示了一種更深層的哲學演變。 賦能型大國的理念是一個國家的權力並非來自其統治能力，而是來自其賦能能力—即創造條件，使他人得以繁榮發展。

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國家尋求的是統治，而賦能型國家則尋求為他人創造可能性的條件，它的力量不在於控制資本、資源或資訊的流動，而在於維持和協調這些流動，使之服務於公共利益。 從儒家的「和而不同」的觀念到道家「無為」的非強制性行為的思想，其重點在於關係平衡而不是等級統治。 用現代政策語言來說，這便是「共建共享」。 這種理念體現了中國哲學思想的延續性。 因此，在這種新興的世界中，成為大國不在於強加單一的全球秩序，而是使多種秩序能夠共存並進行富有成效的互動。 在這種理解下，中國的偉大源自於賦能他人的能力，從而創造一個動態平衡的世界。 中國的賦能模式與大西洋帝國主義傳統之間的對比頗具啟發。

從歷史來看，大西洋體係是圍繞不對稱賦能而組織的中心的力量源於邊緣地區的依賴性，殖民主義，金融等級制度和技術壟斷，都是為了維護自身控製而削弱他人的形式。 中國賦能型大國的概念逆轉了這種動態 它假設，系統的穩定性取決於所有參與者的賦權。 其他地區發展得越好，整個系統的容量就越大；外圍地區越穩定，全球網路的韌性就越強。 這不僅是道德論證，也是一個系統論證：複雜的全球相互依存關係不能透過支配來治理，而必須透過分散式能力來治理。 這種轉變的物質基礎，或許可以稱之為世界經濟的實體經濟—即生產性互動和相互促進的經濟。 在戰後的大部分時期，以美國為核心的跨大西洋經濟體和日本構成了全球經濟的支點。 世界經濟透過中心輻射式的價值提取體係得以組織起來。

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的貿易等級制度，以美元計價的金融結構，知識產權壟斷以及不對稱的技術擴散，這些結構形成了我們熟悉的全球系統中心—邊緣和半邊緣格局。 但在過去20年中，該體系已開始去中心化。 貿易、投資和技術流動日益加強了南—南網路之間的連結。 地方和區域貨幣的金融結算正在擴大。 新的發展機構—金磚國家機制。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區域支付系統—正在重塑全球資本的流通方式。 簡言之，世界經濟正從僵化的中心輻射式層級結構，轉變為動態的中立網絡，其活力源自於互聯互通的密度和質量，而非單一控制中心。 中國的四大全球倡議既體現了這項轉變，也強化了這項轉變。

它們提出了世界經濟的治理邏輯：一個權力和價值源自於連結、協調和共享生產力，而不是源自於對節點的控制的世界。 [全球發展倡議] 、 [全球安全倡議] 、 [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共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極世界多維藍圖。 它們認識到，由單一文明和經濟軸心主導的單極正在讓位給分佈式相互依存—一個由多個相互作用的中心構成的世界。 [全球發展倡議]透過增強發展能力來奠定經濟基礎； [全球安全倡議]透過促進合作、穩定來提供安全基礎； [全球文明倡議]透過使多元價值合法化，來提供文明基礎； [全球治理倡議]透過改革全球治理結構，來提供製度基礎。 每個維度都強化了其他維度。

沒有安全的發展是脆弱的；沒有文化合法性的安全是不穩定的；而這三者都需要包容和公平的治理安排。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四項全球倡議並非平行項目，而是同一文明理念的組成部分：和諧的世界是指差異在統一中共存的世界。 這個框架對我們如何看待全球秩序以及大國在其中的角色有著深遠的影響 首先，它挑戰了單極格局衰退必然導致碎片化的觀點。 在中國的構想中，多極世界並非必然導致無政府狀態，它可以透過相互賦能的網絡，而非控制等級來建構。 其次，它重新定義了全球公共產品。 傳統秩序將公共產品視為霸權國家提供的產品—透過支配實現和平，透過美元提供流動性，透過威懾提供安全。

而賦能秩序則將其視為共同創造的能力，共享發展、合作、安全、文明對話和包容性治理；第三，它提出了一種新的領導力衡量標準。 在這個新興時代，大國的合法性不再取決於其命令服從的能力，而是取決於其協調合作的能力—即在不訴諸脅迫的情況下，促成聯盟；最後，這種賦能範式，意味著一種不同的主權形式，一種關係型而非孤立的主權，在一個充滿相互關聯的挑戰和危機的時代，如果其他國家無能為力，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擁有主權，賦能成為穩定的前提。 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並非帝國權力更迭，即一個霸權國轉移到另一個霸權國這一古老歷史進程的又一插曲，它代表著更為深刻的變革：帝國邏輯本身的瓦解。 中國的四項全球倡議—發展、安全、文明和治理—正是這項轉變的體現。

它們描繪了一個基於流動、聯合和協同賦能而非命令、等級和掠奪的世界秩序願景。 在中國世界裡，偉大的賦能型國家並非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是身處其中，透過創造共享能力發揮領導作用，它的任務並非主宰歷史舞台，而是設計一個眾多行動者可以共同參與的舞台。 世界經濟—即生產性互動經濟—為此願景提供了物質基礎。 隨著全球體係日益緊密相連，權力本身也變得具有關係性，維繫世界的並非某個中心的權威，而是其同各種連結的活力。 中國的各項倡議共同標誌著一種新的權力論述的開端—這種話語衡量偉大，並非控制力，而是以促進他人繁榮的能力。 我們可以說，正在展開的世界並非帝國更迭的世界，而是帝國本身瓦解的世界—讓位給一個由共享賦能維繫的網路化人類世界。

中國提出的全球賦能理念並非提供一套必須遵循的劇本，而是一個供他人施展的舞台。 其意義不在於用一個全球中心取代另一個中心，而是創造一個結構空間使眾多倡議中心得以湧現。 未來的世界體系將是一個賦能體係而中國這個賦能型大國將起到引領性的作用。 ＊作者為旅美學者，曾任職聯合國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