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模式」在中国大陆再度走红。 经济承压，内需疲软，青年就业困难，外部脱钩日紧，朝野上下都在寻找出路。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文化相近、起点相似，如今皆已跻身发达经济体。 取经东亚，似乎顺理成章。 问题在于：学哪一个东亚？ 流行的「东亚经验」，几乎是一份新自由主义清单：市场化、私有化、低税率、自由港、小政府。 东亚奇迹真正的制度主角——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却付之阙如。 这一缺席耐人寻味。 四十余年来，发展型国家一直是国际学界解释东亚经验的重要范式。 绕开这一概念，所学到的往往只剩东亚的市场化外壳。 笔者曾与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教授谈及此事。

这位以《驾驭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成为该领域代表人物的学者，也颇感意外。 中国在1990年代已经误读过一次东亚，代价是依附发展。 如果再误读一次，代价只会更大。 一、被误读的东亚 今年6月，《联合早报》一篇大陆人士谈东亚模式的文章颇具代表性。 它把东亚成功归因于市场化、经济自由、民主法治、轻税赋、自由港，以及市场带来的收入平等。 逐条看，未必全错；若合而视为成功之因，则有三重误读。 三重误读─ 其一，因果倒置。 韩国1987年民主化，台湾同年解严，而两地工业化起飞均始于1960年代。 朴正熙的韩国、蒋氏父子的台湾，都是威权发展型国家。 先发展，后民主化，这是东亚的真实顺序。

把1997年危机后的激进改革视为韩国成功的关键，同样本末倒置：韩国1996年已加入经合组织（OECD），赶超大局早定；而危机本身，与此前金融及资本帐户自由化中积累的脆弱性密切相关。 危机之后的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自由化进程。 其二，类型混淆。 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型转口经济，日本、韩国、台湾则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两者逻辑迥异。 新加坡亦非「小政府」：国家掌握约九成土地，组屋由建屋发展局统建，淡马锡与政联企业遍布要害。 以组屋论证市场化，恰与事实相悖。 其三，归因偏差。 东亚分配较平均，首因不在市场，而在战后土改。 日本在美军占领期间彻底分地，台湾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韩国在1950年前后完成土改。

地主阶级就此退场，国家得以摆脱既得利益，自主制定发展战略。 拉美长期不平等，症结正在于大地主寡头从未被触动。 误读从何而来─ 误读并非偶然。 1990年代初，日本不满「华盛顿共识」否定其政策性信贷，出资推动世界银行研究东亚，意在为国家主导的发展正名。 1993年，世行报告《东亚奇迹》随之问世，主调却是「市场友好」：宏观稳定、人力资本、出口导向。 报告承认政府干预，却淡化其作用，断言选择性产业政策总体无效，且难以拷贝。 韦德将此称为世行的「范式维护」（paradigm maintenance）：日本的挑战未能撼动新自由主义范式，反被吸收、化解。 更早些时候，韦德在《驾驭市场》中辨析过解释东亚的三种理论。

「自由市场论」认为，东亚成功源于市场自发运作；「仿真自由市场论」承认政府介入，但认为其作用不过是纠正扭曲，使价格趋近自由市场水准；「驾驭市场论」则认为，政府有意引导资源流向关键产业，主动塑造了市场。 世行报告大体徘徊于前两者之间，东亚的历史却更接近第三者：市场不那么自由，贸易不那么自由，企业也不那么自由。 讽刺的是，东亚奇迹恰在支撑它的条件消失之际名扬天下。 报告问世时冷战刚刚结束，两年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 「市场友好」版的东亚叙事搭上全球化快车，传播最广，也正是199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版本。 二、发展型国家：机制与条件 纪律重于保护─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日本、韩国、台湾的发展型国家。

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以《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首创此概念；爱丽丝·艾姆斯敦（Alice Amsden）以「扭曲价格」（getting prices wrong）概括韩国；韦德则以台湾为例，揭示国家如何驾驭市场；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以「嵌入式自主」（embedded autonomy）描述国家与资本既紧密联系、又保持自主的关系。 世行回答东亚「做了什么」，发展型国家理论则追问东亚「凭什么做得到」。

答案是四种制度能力：一个具备长期视野的领航机构（pilot agency），如日本通产省与韩国经济企划院；对资本加以纪律约束，以出口绩效决定补贴与保护，未达目标即予收回，艾姆斯敦称之为「互惠原则」（reciprocity）；国家掌控金融，使信贷成为产业政策的抓手；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举，一手保护本土企业成长，一手逼其接受国际竞争。 保护不是关键，纪律才是；扶持不是关键，绩效约束才是。 无纪律的保护滋生寻租，无产业能力的开放加深依附。 拉美之镜─ 拉美是最好的镜子。 依附论旗手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常被误读为闭关锁国式进口替代的鼓吹者。

英国经济史家马丁·当顿（Martin Daunton）指出，普雷维什其实是美国在拉美反共的盟友，主张在外国支配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另辟蹊径。 在他看来，拉美各国市场过小，难成规模经济，故需区域集成，创建拉丁美洲共同市场；对新兴产业的保护应当「理性而有序」，并与开放市场相结合。 1960年代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首任秘书长后，他又力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给予优惠，寄望西方开放市场，结果收效有限。 细究起来，普雷维什的主张与东亚做法并无根本分歧。 可见，东亚与拉美，理念相近，结局迥异，差别在条件。 外部条件是冷战。

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称东亚这几个经济体为冷战中「幸运少数」（the lucky chosen few）。 美国给予它们巨额援助，向其单方面开放本国市场，又容许其保护本土产业；韩国更从越战军需中获益匪浅。 这些都是给冷战盟友的特殊优待。 布雷顿森林体系容许资本管制，则是当时各国共用的宽松环境。 拉美所盼的，正是西方的「慷慨条件」（generous terms），却始终未能如愿。 然而，接受美援者众，完成升级者寡，外部条件并非全部。 内部条件同样关键：如前所述，土改清除了地主寡头；出口纪律则使保护不致沦为温室。 拉美两者皆缺。 外部条件解释机会，内部制度解释转化。 从庇护到施压─ 幸运却是有期限的。

1970年代末滞胀之后，华盛顿开始向盟友施压，要求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美国学者卡齐亚菲卡斯（Georgy Katsiaficas）依据解密的美国驻韩使馆电报指出，1980年光州镇压前后，使馆的首要关切，是推动韩国经济自由化，保护美国银行与投资者的利益；政治自由化则被搁置。 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默许全斗焕以武力镇压光州，正因为后者积极回应了美国的自由化诉求：银行私有化，外资限制放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 过早的金融自由化，由此埋下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隐患。 同样面对美国的自由化压力，台湾的应对审慎得多：银行体系长期以公营为主，资本管制保留较多，短期外债低，外汇储备充裕，1997年所受冲击远小于韩国。

压力是共同的，结局却取决于国家能否守住金融支柱：拆得快的陷入危机，拆得慢的则避过危机。 冷战庇护造就了发展型国家，美国利益的转向又开始拆解它。 三、超越东亚奇迹 规则已变：反发展的全球化─ 东亚奇迹诞生于战后第二波全球化。 那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容许制度多样的时代，斯蒂格利茨称之为「温和全球化」。 关贸总协定（GATT）针对的是贸易壁垒，对产业政策的约束远弱于后来的WTO；保护幼稚产业、管制资本流动、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皆为主权国家的正当选项。 冷战结束，规则改写。 WTO以「与贸易有关」之名，把投资措施（TRIMs）、知识产权（TRIPS）与服务贸易纳入国际约束。

当地含量、出口实绩、技术转让等要求，这些日本、韩国、台湾赖以培育本土工业的工具，或被禁止，或受严限。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借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比喻，称之为「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先行国家完成赶超之后，便限制后来者使用其曾经倚重的政策工具。 这套规则因而具有反发展性（anti-developmental）：鼓励增长，抑制赶超。 中国恰在这套规则下融入世界。 入世后的「黄金十年」，中国的成功并非规则所赐，而是得益于规则被选择性运行的窗口：九一一之后，华盛顿忙于反恐，经贸执法退居其次。 如今窗口已关闭。

2010年代后期起，美欧日联手推动WTO改革，矛头直指产业补贴、国有企业与技术转让；高标准区域协定层出不穷，对产业政策的约束只紧不松。 反发展的规则正在硬化。 成就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 东亚模式难以在中国拷贝─ 中国从未处于韩台当年的地缘政治位置。 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战略考量扶植后者，却无意把一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打造为又一个德国或日本。 即便在中美合作最密切的1980年代，中国得到的也只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美国从未向中国单方面开放市场。 天安门事件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战略价值急剧下降。 西方挟冷战胜利之余威，又怀「历史终结论」带来的改造中国之自信，对中国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开放压力。

1992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就市场准入发起「301」调查；中国为保住美国市场、推进出口导向工业化，在《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承诺「不对任何产品实行进口替代」。 及至世纪之交的入世谈判，中国更接受了异常苛刻的自由化条件：「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歧视性特殊保障条款，以及放弃对外资的技术转让要求。 自主发展的政策空间由此被大幅压缩，与GATT时代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 压力之外，亦有选择。 作为市场潜力巨大的后发大国，中国本可另辟蹊径：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内核，推动全国经济再集成。 无论着眼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是国家的战略自主，这都是超大规模后发国家的适宜之路，也是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分工桎梏的可行选择。

中国却误读了东亚经验：放大了出口导向，却忽视了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根本——自主发展。 其出口导向工业化，不是出口促进与进口替代的结合，而是出口促进与市场开放的结合；前者立足于经济民族主义，后者则拥抱经济国际主义。 仅就此而言，中国谈不上是另一个东亚发展型国家。 误读的代价，又因规模而倍增。 韩国、台湾出口再多，也改变不了世界市场的基本格局；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长期依赖外需，势必加剧全球失衡与地缘摩擦，内需不足也终成发展瓶颈。 中国的「半边缘崛起」已经表明，依附发展之路走不通。 从「依附发展」到「自主发展」─ 「发展型国家」视角的缺位，使东亚经验中至关重要的国家角色与国家能力，长期遭到漠视。

前述九一一之后的特殊窗口，延长了中国的高增长期，不仅令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神话经久不衰，更使其被视为破解依附发展困局的秘诀，而非困局的根源。 东亚奇迹的奥秘，从来不在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而在国家驾驭市场，也驾驭全球化。 但驾驭市场的国家，自身也须受到驾驭。 中国今天的瓶颈，已不是资本短缺，而是内需不足、分配失衡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重启国家经济再集成，创建中国式的「通产省」，以再平衡夯实内需，都离不开一个既有能力、又受约束的国家。 制度转型的关键，仍在政治。 在权贵资本主义固化的条件下，强国家未必是发展型国家，国家能力反易沦为寻租工具。 东亚的经验恰可为鉴：民主不是东亚起飞的原因，却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完成转型的条件。

韩台的民主化，没有终结发展型国家，而是为其加上了问责的约束。 中国需要的，是民主发展型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拷贝东亚奇迹，而是超越东亚奇迹。 真正的发展，不再是总量扩张，而是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再平衡，以及社会集成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全球化重组的时代，探索一条以内需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支撑、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的大国自主发展道路，才是中国真正的历史课题。 东亚是一面镜子，不是一张蓝图。 ＊作者为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