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東亞模式」在中國大陸再度走紅。 經濟承壓，內需疲軟，青年就業困難，外部脫鉤日緊，朝野上下都在尋找出路。 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文化相近、起點相似，如今皆已躋身發達經濟體。 取經東亞，似乎順理成章。 問題在於：學哪一個東亞？ 流行的「東亞經驗」，幾乎是一份新自由主義清單：市場化、私有化、低稅率、自由港、小政府。 東亞奇跡真正的制度主角——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卻付之闕如。 這一缺席耐人尋味。 四十餘年來，發展型國家一直是國際學界解釋東亞經驗的重要範式。 繞開這一概念，所學到的往往只剩東亞的市場化外殼。 筆者曾與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教授談及此事。

這位以《駕馭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成為該領域代表人物的學者，也頗感意外。 中國在1990年代已經誤讀過一次東亞，代價是依附發展。 如果再誤讀一次，代價只會更大。 一、被誤讀的東亞 今年6月，《聯合早報》一篇大陸人士談東亞模式的文章頗具代表性。 它把東亞成功歸因於市場化、經濟自由、民主法治、輕稅賦、自由港，以及市場帶來的收入平等。 逐條看，未必全錯；若合而視為成功之因，則有三重誤讀。 三重誤讀─ 其一，因果倒置。 韓國1987年民主化，臺灣同年解嚴，而兩地工業化起飛均始於1960年代。 朴正熙的韓國、蔣氏父子的臺灣，都是威權發展型國家。 先發展，後民主化，這是東亞的真實順序。

把1997年危機後的激進改革視為韓國成功的關鍵，同樣本末倒置：韓國1996年已加入經合組織（OECD），趕超大局早定；而危機本身，與此前金融及資本帳戶自由化中積累的脆弱性密切相關。 危機之後的改革，又進一步加速了自由化進程。 其二，類型混淆。 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型轉口經濟，日本、韓國、臺灣則擁有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兩者邏輯迥異。 新加坡亦非「小政府」：國家掌握約九成土地，組屋由建屋發展局統建，淡馬錫與政聯企業遍佈要害。 以組屋論證市場化，恰與事實相悖。 其三，歸因偏差。 東亞分配較平均，首因不在市場，而在戰後土改。 日本在美軍佔領期間徹底分地，臺灣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韓國在1950年前後完成土改。

地主階級就此退場，國家得以擺脫既得利益，自主制定發展戰略。 拉美長期不平等，癥結正在於大地主寡頭從未被觸動。 誤讀從何而來─ 誤讀並非偶然。 1990年代初，日本不滿「華盛頓共識」否定其政策性信貸，出資推動世界銀行研究東亞，意在為國家主導的發展正名。 1993年，世行報告《東亞奇跡》隨之問世，主調卻是「市場友好」：宏觀穩定、人力資本、出口導向。 報告承認政府干預，卻淡化其作用，斷言選擇性產業政策總體無效，且難以複製。 韋德將此稱為世行的「範式維護」（paradigm maintenance）：日本的挑戰未能撼動新自由主義範式，反被吸收、化解。 更早些時候，韋德在《駕馭市場》中辨析過解釋東亞的三種理論。

「自由市場論」認為，東亞成功源于市場自發運作；「模擬自由市場論」承認政府介入，但認為其作用不過是糾正扭曲，使價格趨近自由市場水準；「駕馭市場論」則認為，政府有意引導資源流向關鍵產業，主動塑造了市場。 世行報告大體徘徊於前兩者之間，東亞的歷史卻更接近第三者：市場不那麼自由，貿易不那麼自由，企業也不那麼自由。 諷刺的是，東亞奇跡恰在支撐它的條件消失之際名揚天下。 報告問世時冷戰剛剛結束，兩年後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 「市場友好」版的東亞敘事搭上全球化快車，傳播最廣，也正是1990年代以後進入中國的版本。 二、發展型國家：機制與條件 紀律重於保護─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日本、韓國、臺灣的發展型國家。

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以《通產省與日本奇跡》首創此概念；愛麗絲·艾姆斯敦（Alice Amsden）以「扭曲價格」（getting prices wrong）概括韓國；韋德則以臺灣為例，揭示國家如何駕馭市場；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以「嵌入式自主」（embedded autonomy）描述國家與資本既緊密聯繫、又保持自主的關係。 世行回答東亞「做了什麼」，發展型國家理論則追問東亞「憑什麼做得到」。

答案是四種制度能力：一個具備長期視野的領航機構（pilot agency），如日本通產省與韓國經濟企劃院；對資本加以紀律約束，以出口績效決定補貼與保護，未達目標即予收回，艾姆斯敦稱之為「互惠原則」（reciprocity）；國家掌控金融，使信貸成為產業政策的抓手；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並舉，一手保護本土企業成長，一手逼其接受國際競爭。 保護不是關鍵，紀律才是；扶持不是關鍵，績效約束才是。 無紀律的保護滋生尋租，無產業能力的開放加深依附。 拉美之鏡─ 拉美是最好的鏡子。 依附論旗手勞爾·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常被誤讀為閉關鎖國式進口替代的鼓吹者。

英國經濟史家馬丁·當頓（Martin Daunton）指出，普雷維什其實是美國在拉美反共的盟友，主張在外國支配與狹隘民族主義之間另闢蹊徑。 在他看來，拉美各國市場過小，難成規模經濟，故需區域整合，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場；對新興產業的保護應當「理性而有序」，並與開放市場相結合。 1960年代出任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首任秘書長後，他又力主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製成品出口給予優惠，寄望西方開放市場，結果收效有限。 細究起來，普雷維什的主張與東亞做法並無根本分歧。 可見，東亞與拉美，理念相近，結局迥異，差別在條件。 外部條件是冷戰。

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稱東亞這幾個經濟體為冷戰中「幸運少數」（the lucky chosen few）。 美國給予它們巨額援助，向其單方面開放本國市場，又容許其保護本土產業；韓國更從越戰軍需中獲益匪淺。 這些都是給冷戰盟友的特殊優待。 佈雷頓森林體系容許資本管制，則是當時各國共用的寬鬆環境。 拉美所盼的，正是西方的「慷慨條件」（generous terms），卻始終未能如願。 然而，接受美援者眾，完成升級者寡，外部條件並非全部。 內部條件同樣關鍵：如前所述，土改清除了地主寡頭；出口紀律則使保護不致淪為溫室。 拉美兩者皆缺。 外部條件解釋機會，內部制度解釋轉化。 從庇護到施壓─ 幸運卻是有期限的。

1970年代末滯脹之後，華盛頓開始向盟友施壓，要求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 美國學者卡齊亞菲卡斯（Georgy Katsiaficas）依據解密的美國駐韓使館電報指出，1980年光州鎮壓前後，使館的首要關切，是推動韓國經濟自由化，保護美國銀行與投資者的利益；政治自由化則被擱置。 在他看來，美國之所以默許全鬥煥以武力鎮壓光州，正因為後者積極回應了美國的自由化訴求：銀行私有化，外資限制放寬，資本市場逐步開放。 過早的金融自由化，由此埋下了1997年金融危機的隱患。 同樣面對美國的自由化壓力，臺灣的應對審慎得多：銀行體系長期以公營為主，資本管制保留較多，短期外債低，外匯儲備充裕，1997年所受衝擊遠小於韓國。

壓力是共同的，結局卻取決於國家能否守住金融支柱：拆得快的陷入危機，拆得慢的則避過危機。 冷戰庇護造就了發展型國家，美國利益的轉向又開始拆解它。 三、超越東亞奇跡 規則已變：反發展的全球化─ 東亞奇跡誕生於戰後第二波全球化。 那是以國家發展為中心、容許制度多樣的時代，斯蒂格利茨稱之為「溫和全球化」。 關貿總協定（GATT）針對的是貿易壁壘，對產業政策的約束遠弱於後來的WTO；保護幼稚產業、管制資本流動、要求外資轉讓技術，皆為主權國家的正當選項。 冷戰結束，規則改寫。 WTO以「與貿易有關」之名，把投資措施（TRIMs）、智慧財產權（TRIPS）與服務貿易納入國際約束。

當地含量、出口實績、技術轉讓等要求，這些日本、韓國、臺灣賴以培育本土工業的工具，或被禁止，或受嚴限。 韓裔經濟學家張夏准借用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比喻，稱之為「踢開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先行國家完成趕超之後，便限制後來者使用其曾經倚重的政策工具。 這套規則因而具有反發展性（anti-developmental）：鼓勵增長，抑制趕超。 中國恰在這套規則下融入世界。 入世後的「黃金十年」，中國的成功並非規則所賜，而是得益於規則被選擇性執行的視窗：九一一之後，華盛頓忙於反恐，經貿執法退居其次。 如今視窗已關閉。

2010年代後期起，美歐日聯手推動WTO改革，矛頭直指產業補貼、國有企業與技術轉讓；高標準區域協定層出不窮，對產業政策的約束只緊不松。 反發展的規則正在硬化。 成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外部條件，已不復存在。 東亞模式難以在中國複製─ 中國從未處於韓台當年的地緣政治位置。 冷戰時期，美國出於戰略考量扶植後者，卻無意把一個意識形態迥異的大國打造為又一個德國或日本。 即便在中美合作最密切的1980年代，中國得到的也只是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美國從未向中國單方面開放市場。 天安門事件與蘇聯解體之後，中國的戰略價值急劇下降。 西方挾冷戰勝利之餘威，又懷「歷史終結論」帶來的改造中國之自信，對中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開放壓力。

1992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就市場准入發起「301」調查；中國為保住美國市場、推進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市場准入諒解備忘錄》中承諾「不對任何產品實行進口替代」。 及至世紀之交的入世談判，中國更接受了異常苛刻的自由化條件：「非市場經濟」反傾銷規則、歧視性特殊保障條款，以及放棄對外資的技術轉讓要求。 自主發展的政策空間由此被大幅壓縮，與GATT時代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語。 壓力之外，亦有選擇。 作為市場潛力巨大的後發大國，中國本可另闢蹊徑：以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核心，推動全國經濟再整合。 無論著眼於發展的可持續性，還是國家的戰略自主，這都是超大規模後發國家的適宜之路，也是擺脫全球資本主義分工桎梏的可行選擇。

中國卻誤讀了東亞經驗：放大了出口導向，卻忽視了東亞發展型國家成功的根本——自主發展。 其出口導向工業化，不是出口促進與進口替代的結合，而是出口促進與市場開放的結合；前者立足於經濟民族主義，後者則擁抱經濟國際主義。 僅就此而言，中國談不上是另一個東亞發展型國家。 誤讀的代價，又因規模而倍增。 韓國、臺灣出口再多，也改變不了世界市場的基本格局；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長期依賴外需，勢必加劇全球失衡與地緣摩擦，內需不足也終成發展瓶頸。 中國的「半邊緣崛起」已經表明，依附發展之路走不通。 從「依附發展」到「自主發展」─ 「發展型國家」視角的缺位，使東亞經驗中至關重要的國家角色與國家能力，長期遭到漠視。

前述九一一之後的特殊視窗，延長了中國的高增長期，不僅令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神話經久不衰，更使其被視為破解依附發展困局的秘訣，而非困局的根源。 東亞奇跡的奧秘，從來不在國家與市場的對立，而在國家駕馭市場，也駕馭全球化。 但駕馭市場的國家，自身也須受到駕馭。 中國今天的瓶頸，已不是資本短缺，而是內需不足、分配失衡與關鍵技術受制於人。 重啟國家經濟再整合，建立中國式的「通產省」，以再平衡夯實內需，都離不開一個既有能力、又受約束的國家。 制度轉型的關鍵，仍在政治。 在權貴資本主義固化的條件下，強國家未必是發展型國家，國家能力反易淪為尋租工具。 東亞的經驗恰可為鑒：民主不是東亞起飛的原因，卻是東亞發展型國家完成轉型的條件。

韓台的民主化，沒有終結發展型國家，而是為其加上了問責的約束。 中國需要的，是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中國最大的挑戰，不是複製東亞奇跡，而是超越東亞奇跡。 真正的發展，不再是總量擴張，而是從外需轉向內需的再平衡，以及社會整合與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在全球化重組的時代，探索一條以內需為基礎、以社會保障為支撐、以自主創新為動力的大國自主發展道路，才是中國真正的歷史課題。 東亞是一面鏡子，不是一張藍圖。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