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二十九日表决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二十七人全数未获通过。 这个结果固然引发朝野不同解读，但若从监察院应有的宪政角色来看，真正值得检讨的，其实不只是这次提名案，而是人民对监察院能否「超越党派、平等监督」的信任。 监察院的内核职责，是监督政府、纠正行政缺失，而不是成为任何政党的政治工具。 问题在于，第六届监察院对地方政府的纠正案件分布，已引发「监督是否存在政党倾向」的质疑。 根据相关统计，第六届监察院对地方政府提出的纠正案共有三三五件，其中民进党执政县市为六十一件，占十八点二一％；非民进党执政县市则达二七四件，占八十一点七九％。 若再把各政党实际执政时间纳入比较，民进党执政时间约占二十六点五二％，非绿阵营约占七十三点四八％。

换言之，非绿执政县市所承受的纠正比例，明显高于其执政时间占比。 当然，纠正案多寡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偏袒。 地方政府规模、案件性质、行政缺失程度，以及监委调查案件的来源，都可能造成统计差异。 因此，单凭数字不能直接证明「办蓝不办绿」。 但是，当监督结果长期呈现如此明显的政党差距，监察院就不能只回答一切都是「依法调查」，而应该进一步公开说明案件来源、调查标准及各政党执政县市的比较基准，让社会检验其一致性。 例如，台北市在第六届期间被纠正五十案；相较之下，台南、高雄、屏东及嘉义县四个民进党长期执政县市合计四十七案。 这种差距足以引发一个基本问题：监察院对不同政党的执政县市，是否采用了相同的监督尺度？ 桃园的变化也同样值得观察。

二○二○至二○二二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相关纠正案为九件；二○二三年政党轮替后，则增加至十九件，两者相差近一倍。 这样的变化究竟是地方行政缺失增加、监察调查方向改变，还是其他因素所致，监察院有必要将调查标准与案件形成过程完整摊在阳光下，这样才能减少争议。 因此，第七届监委二十七人全部未获立法院同意，与其简化成「蓝绿对决」，不如视为一次对监察权滥用的「当头棒喝」。 监察院不是执政党的附属机关，也不是国家元首的政治武器，它存在的价值，乃是在权力面前保持距离与清醒，不分党派，一视同仁地「监察百官、纠弹违失、维护纲纪」。

如果第七届监委的提名名单无法让社会相信其具备「独立性」、「公正性」与「专业性」，那么立法院否决提名并非制度失灵，而是宪政制衡的一环。 执政党与其批评在野党「让国家停摆」，不如追问总统下一次提名，能不能提出一批不必让人民猜测「究竟偏蓝还是偏绿」的人选？ 监察院最重要的不是「办谁」，而是「谁违法失职就办谁」。 只有监督标准对所有政党一视同仁，监察权才有公信力，否则，再完善的监察制度，也会成为政治权力角力的另一个舞台。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