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衰落乃至崩坏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有太多的资深学者是(被纳粹视为眼中钉的)犹太裔。 就因着这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反而成了某些人职涯翻身的机会，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觉醒交织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对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学者，尤其是那些已与非犹太人通婚并皈依基督信仰的人而言，这种情况简直可以形容为天旋地转。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皈依基督信仰并与非犹太人通婚的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Klemperer)。 身为一战老兵，克伦佩勒在一九二○年就任德勒斯登工业大学的罗曼语暨文学教授。 「我就是个德国人，或云德国的欧洲人，不然我是什么。 」克伦佩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而那本日记是想理解犹太裔德国人的噩梦，一本极具启发性的证言。

综观整个一九三○年代，他始终坚称真正「不够德国」的，其实是纳粹。 「我……为德国感到羞耻，」他在希特勒上台后写道。 「我一直真心感到自己是德国人。 」 唯即便是对那些同化程度至深的德国犹太人而言，气氛也在德国大学里变得愈来愈有毒。 一九三三年四月在《职业公务员回复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的规定下，所有犹太裔公务员(包括法官)都遭到解职，紧接着在一个月后，大学讲师也被扫地出门。 克伦佩勒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当时的痛苦反应：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一切崩塌得如此轻易，真是令人震惊……疯狂的禁令与暴力行为层出不穷。

伴随而来的，无论在街头还是广播里，都是没完没了的宣传。 星期六……我听到希特勒在柯尼斯堡(康德度过一生的那座东普鲁士大学城)演讲的一部分……我只听懂了几个字。 但那语气！ 那种油腔滑调的吼叫，真的是吼叫……我还能保住教授职位多久？ 他在教职上苟延残喘了两年。 然而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他还是免不了遭到打击： 星期二早上，什么事前的通知都没有―邮差送来两张纸。 「基于〈职业公务员回复 法〉第六条，我已……建议将你免职。 」……起初，我在哑然与微微的浪漫情绪之间摆荡；如今剩下的只有苦涩与悲惨。 五个月后事情每况愈下，包括他因为「非雅利安人」的身分被禁止进入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 再接下来，便是他作为公民的权利被一点点无情地削除。

纳粹的反犹主义不意外地，导致了历史级别的人才外流。 境内八百名犹太裔教授，逾二百人告别了德国，其中二十位是诺贝尔奖得主。 爱因斯坦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因纳粹对其「犹太物理学」的攻击而愤然离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碎玻璃之夜」大屠杀，更是加速了学术人才的出走。 至于犹太菁英外流的最大受益者，自然非美国大学莫属。 然而对克伦佩勒而言，移民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尤其是绝不可能移民巴勒斯坦，须知巴勒斯坦当时除了是英国的「托管地」，更是英国政府在一九一七年所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所在地。 那等于承认纳粹说对了：他确实就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正如他所说：「如果现在要创建明确的犹太国家……那就是任由纳粹让我们倒退数千年……犹太问题要有解，唯一的办法就是摆脱那些发明它的人。 」 正是这样的思维，使他跟许多犹太人一直留在德国，直到想走也走不了。 有些人选择了自杀―例如马尔堡的语言学家赫尔曼．雅各布松(Hermann Jacobsohn)，其人跳轨结束了生命。 最终，克伦佩勒之所以没有被放逐到灭绝营，只是因为趁着英国皇家空军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轰炸德勒斯登，他摘掉黄色六芒星，并就此藏匿起来直到德国投降。 他在东德被苏联占领后仍留在德勒斯登。 而隔没多久，他便开始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背后是苏联的新国家，其语言竟然与第三帝国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如同汉娜．鄂兰与乔治．欧威尔，克伦佩勒也明白右翼的极权主义与左翼的极权主义有着根本上相似的特质，尤其是两边都热衷于向被其支配者强加所谓的新语。 非犹太裔的德国学术界并非只是跟随希特勒一起走向地狱。 他们其实是在前面领路。 对此几个例子便足以说明一切。 亲卫队上级领袖康拉德．迈耶(Konrad Meyer)作为柏林大学的农学教授，是协助希姆莱⑲拟定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的其中一名专家。 该计划在德国将战胜苏联的想定下，打算把德意志人的定居范围东推，北可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南将至阿斯特拉罕。 迈耶所提版本预计要创建三个庞大的「边区殖民地」安置大约五百万名德国移民。 至于现居民族的命运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种族清洗。

一九四○年，一位名叫维克托．朔尔兹(Victor Scholz)的研究生在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yof Breslau)交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论从死者口中回收黄金的可能性〉。 他的研究是在布雷斯劳医学院院长赫尔曼．欧勒(Herman Eule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亲卫队的集团领袖卡尔．克劳贝格(Carl Clauberg)作为柯尼斯堡大学(Konigsberg)的妇科教授，曾致力于寻找让女性绝育最有效率的做法，而他所实验的技术之一就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将腐蚀性物质注射进女囚的子宫里。 谁天真地相信高等教育有能力灌输道德标准，谁就显然没有研读过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大学史。

大学学历不但没能让德国人对纳粹思想免疫，反而令其更轻易地就朝之扑了上去。 德国大学的堕落如果可以拟人化，那这人就会长得跟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一模一样。 作为德国一代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可是二话不说就在衣领上别好卐字徽章，主动成为纳粹的同路人。 具体来讲他从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都一直是纳粹党员。 一切尘埃落定后，历史学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试图解释这所谓的「德国灾祸」，为此他主张过度的技术专业化，使得部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当然不包括他自己，想也知道)失去了歌德与席勒所代表的人文价值。 结果就是他们无力抵抗希特勒的「群众式马基维利主义」。

小说家汤玛斯．曼(Thomas Mann)与同流合污的迈内克不同，他选择了流亡―独具慧眼地于〈希特勒兄弟〉(Brother Hitler) 一文中力排众议，点出受过教育的德国菁英其实拥有一个怪物弟弟，而这个弟弟的角色，就是替他们内心最暗黑的抱负赋予声量，顺道将其正当化。 德国历史足以传达给今日美国学界的教训，至此应已历历在目。 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用二○二三年的法律语言来说，就是「言论跨越到了行为」。 所谓「犹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开始只是嘴上说说―精确地说只是讲座、著述与学术论文，只是学生兄弟会的歌唱内容。

唯事态在一九三三年后急转直下，言论以高速跨越到行为的层次：首先是系统性的「伪」合法歧视，最终则发展成一套技术官僚式，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犹太大屠杀之所以不同于其他针对少数族群的组织性致命暴力，仍然是历史上极为特殊的罪行，正是因为犯下此一罪行的不是随便某个谁，而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境内散落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各大学不可以看着反犹太主义，只觉得那不过又是一种「恨意」的表达，无异于比方说「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个新造的词汇，因为这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为什么哈佛校长盖伊的双重标准与标准下那种非裔美国人莫名比犹太人更值得保护的暗示，会如此地不攻自破。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心灵会不齿于她那只要种族灭绝没有发生，反犹主义就可以在哈佛校园内获得容忍的谬论。 还好，面对这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背叛，反扑终于来了。 阿波罗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恩(Marc Rowan，宾州大学校友)、潘兴广场创办人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哈佛大学校友)，与石脊创办人罗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宾州大学校友)等捐助者都已明确表示不会继续提供奥援给以这种方式运行的学术机构。 二○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宾大校长麦吉尔黯然去职，外加宾大董事会主席史考特．博克(Scott Bok)也联袂请辞。 另外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也成了十月七日后续的另一名阵亡者。

但我们不应妄想可以靠着这区区几位校务高层的高调辞职，就觉得可以改革美国菁英大学的文化。 这种文化不仅于众多系所根深柢固，同时这些系所又都牢牢由握有终身职的师资掌控，更别说还有那些人数在某些大学里似乎已经超越大学学生数量的DEI与「第九条」职员大军。 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朱利安．班达指控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沉溺于「种族激情、阶级激情与民族激情……那些使人对立的情绪」。 今日的学术领袖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班达所谴责对象的继承者，因为他们坚称自己属于左派，而班达批判的对象是右派。 然而正如维克多．克伦佩勒在一九四五年后逐渐理解的那样，极权主义的口味或许有二，唯其成分却如出一辙。

唯有等曾经伟大的美国大学能彻头彻尾在其组成结构中重新确立一件事情，那就是将德文里说的Wissenschaft 与Politik，或云学术理性的学术探求与政治运作区分开来之际，他们才能确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拷贝马尔堡与柯尼斯堡的命运。 ​《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书封。 ＊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计划基金会（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华制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首席执行官，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

本文选自作者编着《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22位杰出学者联手，为了真正的科学而战！ 》（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