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學衰落乃至崩壞的一個關鍵，就在於有太多的資深學者是(被納粹視為眼中釘的)猶太裔。 就因著這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反而成了某些人職涯翻身的機會，這與我們這個時代的覺醒交織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對具有猶太血統的德國學者，尤其是那些已與非猶太人通婚並皈依基督信仰的人而言，這種情況簡直可以形容為天旋地轉。 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皈依基督信仰並與非猶太人通婚的維克多．克倫佩勒(VictorKlemperer)。 身為一戰老兵，克倫佩勒在一九二○年就任德勒斯登工業大學的羅曼語暨文學教授。 「我就是個德國人，或云德國的歐洲人，不然我是什麼。 」克倫佩勒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而那本日記是想理解猶太裔德國人的噩夢，一本極具啟發性的證言。

綜觀整個一九三○年代，他始終堅稱真正「不夠德國」的，其實是納粹。 「我……為德國感到羞恥，」他在希特勒上台後寫道。 「我一直真心感到自己是德國人。 」 唯即便是對那些同化程度至深的德國猶太人而言，氣氛也在德國大學裡變得愈來愈有毒。 一九三三年四月在《職業公務員回復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的規定下，所有猶太裔公務員(包括法官)都遭到解職，緊接著在一個月後，大學講師也被掃地出門。 克倫佩勒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當時的痛苦反應：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一切崩塌得如此輕易，真是令人震驚……瘋狂的禁令與暴力行為層出不窮。

伴隨而來的，無論在街頭還是廣播裡，都是沒完沒了的宣傳。 星期六……我聽到希特勒在柯尼斯堡(康德度過一生的那座東普魯士大學城)演講的一部分……我只聽懂了幾個字。 但那語氣！ 那種油腔滑調的吼叫，真的是吼叫……我還能保住教授職位多久？ 他在教職上苟延殘喘了兩年。 然而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他還是免不了遭到打擊： 星期二早上，什麼事前的通知都沒有―郵差送來兩張紙。 「基於〈職業公務員回復 法〉第六條，我已……建議將你免職。 」……起初，我在啞然與微微的浪漫情緒之間擺盪；如今剩下的只有苦澀與悲慘。 五個月後事情每況愈下，包括他因為「非雅利安人」的身分被禁止進入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 再接下來，便是他作為公民的權利被一點點無情地削除。

納粹的反猶主義不意外地，導致了歷史級別的人才外流。 境內八百名猶太裔教授，逾二百人告別了德國，其中二十位是諾貝爾獎得主。 愛因斯坦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因納粹對其「猶太物理學」的攻擊而憤然離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碎玻璃之夜」大屠殺，更是加速了學術人才的出走。 至於猶太菁英外流的最大受益者，自然非美國大學莫屬。 然而對克倫佩勒而言，移民完全不在考慮之列，尤其是絕不可能移民巴勒斯坦，須知巴勒斯坦當時除了是英國的「託管地」，更是英國政府在一九一七年所承諾的「猶太民族家園」所在地。 那等於承認納粹說對了：他確實就是猶太人，而不是德國人。

正如他所說：「如果現在要建立明確的猶太國家……那就是任由納粹讓我們倒退數千年……猶太問題要有解，唯一的辦法就是擺脫那些發明它的人。 」 正是這樣的思維，使他跟許多猶太人一直留在德國，直到想走也走不了。 有些人選擇了自殺―例如馬爾堡的語言學家赫爾曼．雅各布松(Hermann Jacobsohn)，其人跳軌結束了生命。 最終，克倫佩勒之所以沒有被放逐到滅絕營，只是因為趁著英國皇家空軍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轟炸德勒斯登，他摘掉黃色六芒星，並就此藏匿起來直到德國投降。 他在東德被蘇聯占領後仍留在德勒斯登。 而隔沒多久，他便開始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為一個背後是蘇聯的新國家，其語言竟然與第三帝國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如同漢娜．鄂蘭與喬治．歐威爾，克倫佩勒也明白右翼的極權主義與左翼的極權主義有著根本上相似的特質，尤其是兩邊都熱衷於向被其支配者強加所謂的新語。 非猶太裔的德國學術界並非只是跟隨希特勒一起走向地獄。 他們其實是在前面領路。 對此幾個例子便足以說明一切。 親衛隊上級領袖康拉德．邁耶(Konrad Meyer)作為柏林大學的農學教授，是協助希姆萊⑲擬定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的其中一名專家。 該計畫在德國將戰勝蘇聯的想定下，打算把德意志人的定居範圍東推，北可達阿爾漢格爾斯克，南將至阿斯特拉罕。 邁耶所提版本預計要建立三個龐大的「邊區殖民地」安置大約五百萬名德國移民。 至於現居民族的命運不是被消滅，就是被種族清洗。

一九四○年，一位名叫維克托．朔爾茲(Victor Scholz)的研究生在布雷斯勞大學(Universityof Breslau)交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為〈論從死者口中回收黃金的可能性〉。 他的研究是在布雷斯勞醫學院院長赫爾曼．歐勒(Herman Euler)教授的指導下完成。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親衛隊的集團領袖卡爾．克勞貝格(Carl Clauberg)作為柯尼斯堡大學(Konigsberg)的婦科教授，曾致力於尋找讓女性絕育最有效率的做法，而他所實驗的技術之一就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將腐蝕性物質注射進女囚的子宮裡。 誰天真地相信高等教育有能力灌輸道德標準，誰就顯然沒有研讀過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大學史。

大學學歷不但沒能讓德國人對納粹思想免疫，反而令其更輕易地就朝之撲了上去。 德國大學的墮落如果可以擬人化，那這人就會長得跟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一模一樣。 作為德國一代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可是二話不說就在衣領上別好卐字徽章，主動成為納粹的同路人。 具體來講他從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都一直是納粹黨員。 一切塵埃落定後，歷史學者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曾試圖解釋這所謂的「德國災禍」，為此他主張過度的技術專業化，使得部分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當然不包括他自己，想也知道)失去了歌德與席勒所代表的人文價值。 結果就是他們無力抵抗希特勒的「群眾式馬基維利主義」。

小說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與同流合汙的邁內克不同，他選擇了流亡―獨具慧眼地於〈希特勒兄弟〉(Brother Hitler) 一文中力排眾議，點出受過教育的德國菁英其實擁有一個怪物弟弟，而這個弟弟的角色，就是替他們內心最暗黑的抱負賦予聲量，順道將其正當化。 德國歷史足以傳達給今日美國學界的教訓，至此應已歷歷在目。 在德國發生的事情，用二○二三年的法律語言來說，就是「言論跨越到了行為」。 所謂「猶太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案」一開始只是嘴上說說―精確地說只是講座、著述與學術論文，只是學生兄弟會的歌唱內容。

唯事態在一九三三年後急轉直下，言論以高速跨越到行為的層次：首先是系統性的「偽」合法歧視，最終則發展成一套技術官僚式，有計畫的種族滅絕。 猶太大屠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針對少數族群的組織性致命暴力，仍然是歷史上極為特殊的罪行，正是因為犯下此一罪行的不是隨便某個誰，而是一個文明高度發達、境內散落著世界一流大學的現代民族國家。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各大學不可以看著反猶太主義，只覺得那不過又是一種「恨意」的表達，無異於比方說「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這個新造的詞彙，因為這兩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為什麼哈佛校長蓋伊的雙重標準與標準下那種非裔美國人莫名比猶太人更值得保護的暗示，會如此地不攻自破。

這就是為什麼理性的心靈會不齒於她那只要種族滅絕沒有發生，反猶主義就可以在哈佛校園內獲得容忍的謬論。 還好，面對這些當代知識分子的背叛，反撲終於來了。 阿波羅執行長馬克．羅恩(Marc Rowan，賓州大學校友)、潘興廣場創辦人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哈佛大學校友)，與石脊創辦人羅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賓州大學校友)等捐助者都已明確表示不會繼續提供奧援給以這種方式運行的學術機構。 二○二三年十二月九日，賓大校長麥吉爾黯然去職，外加賓大董事會主席史考特．博克(Scott Bok)也聯袂請辭。 另外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也成了十月七日後續的另一名陣亡者。

但我們不應妄想可以靠著這區區幾位校務高層的高調辭職，就覺得可以改革美國菁英大學的文化。 這種文化不僅於眾多系所根深柢固，同時這些系所又都牢牢由握有終身職的師資掌控，更別說還有那些人數在某些大學裡似乎已經超越大學學生數量的DEI與「第九條」職員大軍。 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朱利安．班達指控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沉溺於「種族激情、階級激情與民族激情……那些使人對立的情緒」。 今日的學術領袖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班達所譴責對象的繼承者，因為他們堅稱自己屬於左派，而班達批判的對象是右派。 然而正如維克多．克倫佩勒在一九四五年後逐漸理解的那樣，極權主義的口味或許有二，唯其成分卻如出一轍。

唯有等曾經偉大的美國大學能徹頭徹尾在其組成結構中重新確立一件事情，那就是將德文裡說的Wissenschaft 與Politik，或云學術理性的學術探求與政治運作區分開來之際，他們才能確信自己不會重蹈覆轍，複製馬爾堡與柯尼斯堡的命運。 ​《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書封。 ＊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計畫基金會（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論自由聯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華製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執行長，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

本文選自作者編著《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 》（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