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车司机抢黄灯、第一线人员硬撑到不敢生孩子：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更能忍耐的人民，还是更有备援的制度？ 这几天，各地陆续进行「城镇韧性演习」。 从防空疏散、交通管制，到今年首次纳入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正在提醒人民：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城市不能停摆，社会必须继续运作。 防患于未然固然有其必要。 然而，当全社会热烈讨论「韧性」时，思考维度不应仅限于战时，更该探讨一个平常却容易被忽略的本质问题：社会日常引以为傲的「台湾韧性」，到底有多少来自制度本身？ 又有多少，其实是靠人民不断硬撑？ 不是制度消除了风险，而是将风险分散给个人最近一篇关于公车驾驶的报导，极具代表性。

一名阳明交通大学硕士生暑假实际开了两个月公车，原本相信「慢慢开、安全第一」，最后却也开始抢黄灯。 原因不是道德松懈，而是残酷的现实：若真的照最安全的方式驾驶，班表根本跑不完；开得愈慢，只会愈严重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 讽刺的是，当道路设计、班表规划与人力缺口共同制造了风险，事故发生后，承担最终代价的往往仍是驾驶个人。 一个原本应由制度解决的系统性问题，最后竟转化为「驾驶自己要更小心」。 这正是台湾社会极为熟悉的一种韧性：不是制度消除了风险，而是仰赖个人吸收风险成本。 同样的结构遍布各个角落：警察主管为了治安长时间待命、甚至牺牲家庭生活；学校第一线人员为了让公共服务顺利完成，下班后继续处理工作；公共服务缺人，就要求现场人员多负担一点。

但这里其实还存在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矛盾。 台湾的许多组织，并不是少了某一个关键人物就会立即瘫痪。 相反地，即使主管异动、资深人员离开，甚至整批人员更替，组织往往仍然能够继续运作。 这不是因为某个人不可或缺，而是因为制度、流程、经验与长期累积的组织记忆，让工作得以被接续下去。 这其实是台湾社会非常珍贵的韧性。 问题在于：能运作，与能够以合理成本运作，是两回事。 一套制度可以让新人接手、让组织继续运转，却不代表它没有把额外成本转嫁给留下来的人。 有人离职，可以再找人补；有人请假，可以由同事代班；有人不熟流程，可以由资深人员带着做。 于是事情照样完成了，报表照样送出去，服务照样提供，外界甚至很难看出系统曾经承受多大的压力。

但那些没有出现在统计表上的成本，可能是更长的工时、更少的休息、更高的精神负荷，以及更多原本不必由个人承担的责任。 因此，真正成熟的制度，不只是「即使有人离开，事情还是做得完」，更应该是「即使有人离开，也不需要靠其他人不断增加牺牲，才能把事情做完」。 这两者看起来只有一线之隔，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品质。 少子化，是社会对硬撑体制发出的无声警告放到国家治理层面，这种「靠个人撑起系统」的现象更值得警惕。 舆论习惯称赞台湾人「很有韧性」：地震来了自己想办法、台风来了地方自己撑住、疫情来了医护加班、公共服务缺人就第一线多做一点、生活成本上升就家庭自己调整。 久而久之，「自己想办法」竟成了某种被美化的在地文化。

然而，当韧性永远创建在个人的额外付出上，就会产生极度危险的错觉：只要人民还撑得住，制度看起来就没有问题。 直到有一天，人们不愿意再撑了。 少子化，或许正是这个现象最安静、却也最严重的警告。 今天的年轻世代未必对政府有强烈抗议，甚至认同社会的便利、医疗、治安与生活环境。 但许多人依然做出极其明确的选择：「不要再增加一个需要自己负责二十年的生命。 」这未必带有政治意图，只是个体极度清楚自身的限制与生活余裕。 工作疲惫、住房负担、父母照护，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若光是维持现有生活，就必须靠高度自律与持续硬撑，那么生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再增加一份长期、不可逆，而且几乎没有退出机制的责任。

此时政府再提出「生一个补助多少、生两个补助更多」，未必能解答内核疑虑。 因为补助解决的是生育的「价格」，却解不了生育后的「生活成本」。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未必只是多花几万元，而是从此失去睡眠、时间、职涯选择与基本的生活余裕。 少子化不只是「年轻人不想生」，更是整个社会对制度发出的无声回馈：当个体有选择时，未必愿意把下一代带进一个必须靠个人不断硬撑才能维持生活的环境。 真正的全民韧性：普通人撑不住，社会依然不会垮「韧性」绝不能被简化为「人民要更能撑」。 若要真切讨论全民韧性，首要检查的反而是：哪些风险本来就不该由个人承担？

公车驾驶不该用抢黄灯换取休息；警察不该用牺牲家庭证明责任感；第一线工作者不该用私人时间填补人力缺口；家庭更不该永远成为公共政策最后的风险吸收器。 这并非要求政府提供「零风险」社会，而是要确立：当风险发生时，成本由谁承担？ 制度有没有备援？ 出了问题能不能修正，而不是再去寻找另一个更能撑的人？ 这正是城镇韧性演习最值得延伸思考的地方。 今年的演习甚至把移动网络降速纳入测试。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韧性从来不是「系统永远正常」，而是「系统出现异常时，仍然有人接得住」。 因此，演习的目的，不只是确认警报响起时人民会不会躲避，也不只是验证通信中断时如何维持基本运作。

更关键的验证是：如果平时最能撑的那群人突然不能撑了，这个社会还能不能运作？ 如果关键主管无法值班，谁来接手？ 如果一批公车驾驶同时需要休息，班次如何调配？ 如果医疗、交通、电力等关键人员已经疲惫不堪，备援在哪里？ 如果家庭本身已经失去余裕，危机来临时，谁来接住那些最脆弱的人？ 如果开学了，还有教师缺补不满，就算依赖既有教师超时授课，成本代价又由谁吞下？ 这才是真正的韧性。 不是找到一群最能忍耐的人，而是创建一套即使普通人也能正常生活、偶尔请假、需要休息，甚至偶尔撑不住，整个社会仍然不会垮掉的制度。 台湾从不缺韧性。 甚至可以说，台湾人的韧性坚强，正是这个社会能够一路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把「人民很能撑」，误认成「制度很强」。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该表现在人民可以牺牲多少睡眠、家庭与健康来维持城市运转。 真正值得骄傲的韧性，应该是：即使没有人必须一直硬撑，这个社会依然能够好好运作。 城市存在的目的，从来不该是让人变成维持体制运转的螺丝钉，而是让人能在其中安心生活。 ＊作者为社会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