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隐匿售卖致癌油引起食安风暴，而台糖5月时就检出中联的粗油原料苯并芘超标、将其退货，中联得知后仍未上报，不过在野质疑台糖未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卫福部则强调，原料油并无通报义务。 对此，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长权分析，台糖究竟该不该通报苯并芘超标油、究竟谁的说法比较符合《食安法》？ 答案恐怕没有外界想得那么简单。 詹长权在脸书发文表示，卫福部及经济部表示，台糖买的是「原料油」，尚未完成验收，依法没有通报义务；社会上另有声音则认为，台糖未讲超标的信息通报主管机关，让政府丧失及早介入的机会，因此政府应该比照南侨迟报超标油一样依法裁罚台糖。 詹长权直言，究竟谁的说法比较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答案恐怕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简单」。

两边说法谁有理？ 台大教授解析法规詹长权指出，支持中央部会的理由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规定，食品业者于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虞时，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 但是中央政府将「产品」狭义解释为已完成验收、属于企业自己的产品，所以台糖验到的粗胶大豆油是原料且已拒收退货，自然可以主张台糖没有法定通报义务。 詹长权提到，然而这并非唯一可能的法律解释，因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2项同时规定，食品业者应对「产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办理检验。 这表示整个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本来就涵盖食品原料，而不是只有上市贩售的最终产品。

詹长权表示，因此也可以主张第7条第5项所称的「产品」，应依整部法律体系及立法目的理解来解释产品，毕竟生产出来且有交易事实的半成品及成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是产品。 更不要忘了食安法第3条第1项开宗明义就定义食品：指供人饮食或咀嚼之产品及其原料。 食安制度究竟要保护什么？ 詹长权：企业跟政府角度大不同詹长权分析，更重要的是，我国的食品安全制度真正要保护的是什么？ 如果答案只是「避免台糖自己的产品受到污染」，那么退货确实已经达成目的；但如果答案是「让政府及早掌握重大食品安全风险」，让国家社会避免不必要的食安危机的话，事情就完全不同。 詹长权说，主管机关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污染来自哪个供应商？ 同一油槽是否供应其他食品业者？

是否已有产品流入市场？ 是否需要立即封存、追查或预防性下架？ 这些都不是企业退货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必须仰赖主管机关及早取得信息才能依据公权力来达成的事。 因此退货只能完成企业风险管理，通报才能启动政府风险管理。 詹长权提到，近年世界各国食品安全制度，已逐渐由「事后究责」走向「事前预防」。 欧盟「食品法」及「快速预警系统」（RASFF）所强调的内核理念，不是食品究竟属于谁，而是谁最早掌握重大食品安全信息？ 掌握信息者即是整个风险管理的起点，愈早通报愈能降低危害扩散的可能。 国营事业有更积极义务？

詹长权：这已是公共治理问题詹长权指出，另一个值得社会思考的问题是台糖的身分，台糖不是一般私人企业而是国营事业，法律上它固然适用与民间企业相同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但人民对国营事业的期待通常不只是「依法行事」，更包括维护公共利益、协助政府治理及提升社会信赖。 詹长权表示，因此，即使现行法对通报义务仍存在不同解释，当国营事业率先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风险时，是否应采取比私人企业更积极的作法，主动通知主管机关，让政府及早追查污染来源与流向？ 这已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公共治理与政府诚信的问题。

詹长权提到，高雄市制定《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创建24小时主动通报制度，正反映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更积极的预警机制，缩短政府掌握风险的时间，也说明有食安风险信息告知政府在食安管理的重要性。 台糖究竟该不该通报？ 詹长权：真正问题是我们要什么食安治理詹长权强调，台糖通报与否在社会里引起的纷纷扰扰，提醒我们一件事：食品安全法制真正保护的不只是食品本身，同时也是人民对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信赖。 从法律面也许可以讨论「厂商最低应做到什么程度？ 」但食品安全治理更应思考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我们希望厂商做到什么程度？

」詹长权说，如果社会期待的是预防胜于补救，那么当第一个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的人和组织，应该选择及早分享信息，而不是仅止于采取保护自身组织利益的行动而已。 「台糖该不该通报苯并芘超标油」这一个命题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期待什么样的食品安全治理？ 我们要的只是食安法律的法条保障？ 还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食品安全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