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以推动联合国改革为由，重提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要求。 所谓「敌国条款」是指《联合国宪章》第53、77和107条的合称。 其内核内容是： 德、意、日等原轴心国成员若有再次实施侵略的任何步骤，中、美、英、法、苏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即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须安全理事会授权。 第107条以最高国际法效力永久锁定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罪责。 为支持相关主张，日本外务省列出两条理由，其一是1995年第50届联大通过第52号决议。

该决议虽表示「打算激活《联合国宪章》第108条所述的进程，在今后尽可能早的一届适当会议上对《宪章》作出预期将来生效的修正，把第53、第77和第107条中的『敌国条款』删除」，但这仅是一项政治意愿，并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 其二是2005年联合国举办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档第177条虽表示「决意删除《宪章》第53、第77和第107条的‘敌国’提法」，但文档本身并未启动修改《宪章》的正式进程。 日本自知这些文档并不足以支撑其删除「敌国条款」的诉求，故主张基于以上文档「敌国条款」已「名存实亡」。 然而，若诚如日本所主张，日本政府为何又动用大量外交资源与一个所谓「名存实亡」的条款死磕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给世界带来空前浩劫的德、意、日法西斯战败。 为防止法西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国际社会在构建联合国体系之时，在《联合国宪章》中增设「敌国条款」其法理根基来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战后国际法律文档。 该条款并非临时惩罚性条文，而是一套长效安全防范机制。 它以国际法形式锁定轴心国的战败身份与侵略罪责，划定战败国的行为边界。 即便战败国加入联合国，该条款依然保留效力，目的就是防范战败国再度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保障战后世界和平稳定。

战后至今，虽然该条款未实际激活，但法理效力始终完整存续，是二战同盟国胜利成果的重要法律见证，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给战败国戴上的法理紧箍咒！ 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只要其侵略历史未被彻底清算，其军事扩张始终面临法理上的「紧箍咒」。 正因如此，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通过经济和金钱外交试图删除这些条款，但因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且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始终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的表态，是日本长期外交布局的公开升级。 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就四处游说，将「敌国条款」渲染为「歧视性旧条文」，淡化背后的战争历史。

高市早苗此举至少有三个真实目的： 第一、推翻日本军事扩张的法律障碍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2026财年防卫预算超过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拟取消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 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多态远程导弹，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军事触角伸向外层空间。 高市政府还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突破1976年确立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 这些举动早已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而「敌国条款」恰恰是在法律上制约这些行为的关键机制，如果条款被删除，日本突破战后军事束缚将不再面临法理上的直接威慑。

第二、为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扫除障碍 「敌国条款」的存在，是反对日本「入常」一方重要的法理与舆论论据。 高市在同一场演讲中将删除「敌国条款」与安理会改革、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放在一起谈论，绝非偶然。 其逻辑链条是：删除「敌国条款」意味着日本摘掉「战败国」标签，进而以「正常国家」身份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然而，安理会改革需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且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 中俄始终坚定维护「敌国条款」，而美国保留该条款也是拿捏日本的重要筹码，高市的诉求在五常刚性否决机制下难以实现。

第三、消解中国援引「敌国条款」对日施压的法理工具 2025年11月，高市发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涉台挑衅言论后，中国驻日大使馆随即援引「敌国条款」对日本发出警告。 日本媒体也承认，「敌国条款」为北京提供了向日本施压的助力。 高市选择在联大首次演讲中抛出这一议题，本质上是对中国法理施压的反制。 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场上的主动出击，消解「敌国条款」在中日博弈中的现实约束力。 面对中俄在外交和法律层面的持续加压，高市急需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试图通过联大演讲制造「日本是和平国家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叙事。 然而，高市的这番操作高几率会产生反向效果。

日本主动将该议题推向国际舆论场，会重新唤醒东亚及亚太受害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让国际社会再次清晰认知日本仍受「敌国条款」约束的法理事实。 事实上，日本国内也有网民质疑：之前日本一直鼓吹「敌国条款」已「死」，现在又在联大鼓吹「删除」这些条款，不就等于自己承认了这些条款还有效吗？ 「敌国条款」绝非谁强加给日本的「歧视性标签」，而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给所有企图撕掉「战败国」标签、为松绑军事扩张铺路行为设置的「保险栓」。 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对「敌国条款」越是耿耿于怀、急于去之而后快，就越能证明当年《联合国宪章》设置这一条款极富远见，恰恰打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七寸」。

只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尚未彻底消散，只要日本右翼仍在否认侵略历史、谋求扩张军事力量，「敌国条款」就有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高市在联大的这场「政治秀」，恰恰以最生动的方式证明了：这一条款绝不能删。 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9月28日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 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 他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不容删改。 他还说，高市早苗对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一边炮制周边威胁，一边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

日本的「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孙磊大使指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孙磊大使手中紧握着一份特殊的清单，详尽地记录着一系列指向日本的行动。 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基于客观的事实。

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高达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保持增长；三月，日本还在熊本和静冈正式部署了两个远程武器，其中甚至包括射程可覆盖邻国海岸线的导弹，这些都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格局构成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售进出口订单也在不断增加，甚至计划在2027年设立新的机构，专门负责防卫、装备出口和军工厂的管理，这无疑是扩大军售的前兆。 清单所揭露的种种事实，都触目惊心，而日本的态度仍然是避重就轻，试图掩盖真相。 这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 高市早苗演讲时，台下空荡荡的场景，与官方视频中特写镜头构成的强烈对比，无不折射出各国对日本真实态度的衡量。

孙磊大使列出的清单和提出的灵魂拷问，如同沉甸甸的砝码，而高市早苗的苍白辩解和失效的旧决议，已经如同沉默的票，替国际社会投下了明确的答案。 孙磊在答辩中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唯有彻底与军国主义决裂，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走对方向；任何试图冲撞战后秩序的举动，都必将遭到坚决反击。 条款可能在短期内无法删除，但它的存在，将会如同聚光灯，照亮日本每一步扩军行动的历史底色。 一边呼吁摆脱历史标签，一边却加速推进军事化进程，这两种行为放在一起看，旁观者一切尽在掌握。 对中国而言，这件事情真正的关键，并非那行旧字是否会改动，而在于自身选择站立的立场。 中国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战后秩序的守护者。 那场战争所创建的安排，今天依然是地区和平的基石。

条款是否应该被删除，最终取决于日本是否能够真正改过自新，而与纸面文本的改动并无直接关系。 从二战后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来看，日本时至今日对二战中侵略他国的加害行为采取不认罪、不反省、不道歉的态度。 他们不仅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等造成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对推行的「三光政策」「集团部落」「慰安妇」等残酷罪行百般抵赖，对造成350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不予承认，而且诸多日本政要公然带头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二战甲级战犯们鸣冤叫屈，甚至树碑立传，用多种形式歌功颂德。 对于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删除「敌国条款」。 日本真正需要「翻篇」的，从来不是一段尴尬的历史文本，而是军国主义曾经留下的政治遗产。

只有当一个国家能够以稳定、持续、可验证的行动证明自己尊重和平、尊重历史、尊重国际法，战后国际社会对它的特殊警惕才会真正淡化。 否则，越急着证明某种约束已经不存在，越可能让外界重新追问：为什么今天仍然如此在意这道历史留下的警戒？ 除了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义正词严反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之外，今年是《东京审判》80 周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于10月26日在联合国《国际法周》举行了「为了人类的正义与和平」—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图片展。 以大量珍贵的东京审判历史图片、文件文献，完整还原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审判，1948年11月12日结束。

11国法官历时2年7个月，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9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2页。 中国检察官团提交了11名战犯名单，通过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等证人证言及德国外交电报等关键证据，揭露日军暴行。 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判处日本7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绞刑。 《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后国际秩序、国际公平正义和国际法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承认和接受《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令人警惕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罔顾《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亟力否认甚至美化侵略罪行，宣扬错误史观，公然将战犯奉若神明，对此，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抵制。 《东京审判》代表了人类用法治守护和平的崇高理想，以严格的进程、扎实的证据，对日本侵略罪行作出正义审判。 80年后重温 《东京审判》，就是要以史为鉴，铭记战争苦难。 共同防止「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共同警惕和抵制侵略势力卷土重来！ 此次展览系首次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警醒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历史真相、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东京审判巩固了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推动了国际法治进步，是一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大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东京审判的对象是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本应传承东京审判的精神实质，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永远走和平道路。 但遗憾的是，日方右翼势力以各种理由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借此掩盖侵略历史。 从膜拜甲级战犯到架空「和平宪法」，从松绑武器出口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方正一步步背离东京审判，也与其自我标榜的「和平国家」渐行渐远。

中方呼吁各方弘扬东京审判的精神，铭记《联合国宪章》「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期许，警惕新型军国主义擡头，共同维护战后秩序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中国一般性辩论有理有据的强力反驳，及《东京审判》图片展映衬的历史真相下，高市早苗的表态显得单薄、无力，失败是必然的。 ＊作者为旅美学者，曾任职联合国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