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馆」新任馆长陈翠莲于今（2026）年9月14日就职时，立刻直批在野党倡议筹组「党外大联盟」行径，将会混淆「威权」与「民主」的认知，因为「党外」一词已是台湾历史上民主运动的专属印记，不容在野党盗用、冒用。 由赖清德总统特任的陈馆长认为在野党使用「党外」一词是「偷换概念」，然而，意图「偷换概念」的人应是陈馆长本人，她一方面将「党外」一词划归「民主」范畴，另一方面直斥在野党使用「党外」是盗用、冒用，言下之意，似乎在野党乃在「民主」之外。 国史馆是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史政机关，直属总统府；理想上，国史馆应该超越党派之上，秉持不畏强权、坚守真相的史官传统，馆长一职尤为代表。

然而，目前新任馆长一番「偷换概念」的言论却引发争议，不禁让人要对当今国史馆的属性再加思辨。 国史馆的出现，源于中国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中华民国建国后也不例外，继续设置；此外，也循例成立「清史馆」，顾名思义，就是专责纂修《清史》，而主要运用的文件史料，即来自清代国史馆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典藏。 就纂修的传统来看，进程是明代国史馆典藏的数据为清代明史馆所运用，而清代国史馆典藏的数据为民国清史馆所运用，这么一个「官修正史」的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相当独特。 此一传统彰显了重视文件史料典藏的精神，或是过往皇朝以史为鉴的用心，更具备朝代递嬗乃是顺天应人的「政统观」意义。

然而，由于国史馆属于国家机构，职司文件史料搜罗、记录、取舍、典藏、编修的史官，在实务上很容易失去独立性，倾向迎合朝廷的政治利益或价值尺度，甚至以历史形式包装政治内容，为皇朝服务，断定谁是正统、谁是异端。 同样的道理，由下一个朝代为上一个朝代纂修历史，不免又会将上一朝代国史馆的典藏再加筛选，包括无可避免的涂改、隐匿或销毁。 基于以上的问题，由传统皇朝推行的官修正史制度，在历史上一直不乏批判的声音。 例如明代张岱直言史官经常任情褒贬，以清流自居，却将修史当成斗争工具；万斯同则认为设馆修史往往人多手杂、舛谬百出。 清代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不约而同，批评官修史书避讳严重、改窜失实。

民国创建后，因为时局动荡和资金短缺，《清史》纂修一直无法完成，国史馆也因内忧外患而时立时废，直到中央政府迁台之后，才于1957年在台北县新店镇复馆，负责史料采集与整理、国史纂修与研究、国家文件与总统文物保存等工作。 此时的国史馆，在官修正史的立场上，自然秉持着国民党的史观。 1987年解除戒严，历史发展进入「民主化」时代，国史馆尚未受到太多注目。 大约到了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这个相对僻静、原本属于「深宫大内」的国家机构开始涉入国家认同纠葛的风潮，甚至挟「辨别真伪、彰善瘅恶」之名，主动站上历史浪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依据《文件法》规范，政府于2001年成立「文件管理局」，当时隶属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对比文件管理局的职掌，国史馆原来在国家文件方面的工作与文件管理局之间有高度重叠，其最大差别就在「官修正史」的任务。 但这个部分却是目前民主国家所不为，国际通例是国家负责文件的征集、典藏、解密与开放应用，至于历史的研究、著述、课程设计或教材编写等，则由各个文件应用者自主办理。 在文件管理局的对比之下，国史馆的传统定位备受质疑，而将两个机构合一的主张，也在立法院有所讨论。 2016年大选之后，民进党完全执政，立法委员段宜康（民进党）或林昶佐（时代力量）等人都曾积极倡议，甚至直接提案将国史馆并入文件管理局。

或许是如此的政治氛围，促成国史馆必须主动表现，再加上馆长本就由总统任命，此后国史馆举行演讲、研讨会的座上宾或合办者，多是与执政的民进党政治立场相同的个人或团体，明显倾向民进党史观。 晚近针对国史馆裁并的主张已经消失，有趣的是，对于相关讨论原先较为沉默的国民党，则以在野之姿开始批判国史馆背离中华民国史观，为一党一私服务。 就以上情势的演变，似乎印证了「国史馆应该裁并」的倡议，是刚好而已。 甫上任的陈馆长那一番为特定政治立场独占「党外」意义的言论，也正好为国史馆的政治性格再添一例。 平心而论，在野党倡议组成「在野大联盟」，并无争议，但为何却有人呼吁成立「党外大联盟」呢？

推敲其意图，应该是基于反讽，批评目前执政的民进党正在破坏民主宪政，侵犯言论自由，并动用国家力量箝制在野党；这种执政党独大专擅的态势，不啻将在野党全都打成「党外」，这才出现成立「党外大联盟」的主张，表达不屑与当今执政党为伍的精神。 「党外大联盟」带来的反讽，其实是向民主价值的致意，或是针对民主化逆转的警示，但国史馆馆长直接没收这样的反讽或警示，党同伐异，这显然不是民主时代的国史馆，而是继续在皇权时代老路行走的国史馆。 从皇权时代或威权时代走过来的国史馆，是否裁并，还需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但已处于民主时代的国史馆，理应秉持民主价值，将涉及国家发展或国家认同各方立场的重要文件文物都一并搜罗、典藏，进而促成各以文件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开放性对话，让时人及后人知晓台湾社会、朝野曾经出现的多元观点与真切思辨；更重要的是，国史馆不针对与执政当局立场不同的政治异议，施以对错、善恶的价值性评判。 民主时代的国史馆更有条件超越党派之上，追求不畏强权、坚守真相的史官理想，优先关注的是文件史料的真伪，并确保来源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不该假借超然的历史形式，包装一党一私的政治利益，实际做的是「对错／善恶」的评判，却偷换成「真伪」的辨别，企图以国史之尊垄断历史真相的裁判。 若继续如此操弄，这样的国史馆岂能见容于民主时代！ ＊作者为谆笔群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