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的报导指出，韩国现代汽车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原规划移往美国生产的 Palisade Hybrid 产量，由20万辆缩减至7.4万辆，减幅逾六成。 这场协商不只是产量调整，更凸显全球经贸秩序的变化：当关税成为政策工具，企业赴海外设厂既是接近市场、降低贸易风险的策略，也可能牵动本国就业、技术累积与供应链布局。 国际贸易学者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VERs, Quid Pro Quo DFI and VIEs: Political-Economy-Theoretic Analyses〉，探讨了Quid Pro Quo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的政治经济意义。

Quid Pro Quo 原意是「以此换彼」，但这里并非泛指互惠投资，而是指企业在某一时期进行直接投资，希望影响进口国未来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可能性。 企业借由在当地创造生产与就业，可能降低当地支持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 这种投资不只考量生产成本，也涉及对未来贸易政策的策略性回应。 当关税再度成为国际经贸竞争的工具，这个理论便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回看1980年代，日本汽车大量出口美国，美国汽车业与工会面临强烈竞争压力。 在自愿出口限制等背景下，日本车厂逐步赴美设厂。 原先期待的是在美国生产可以维持当地就业，实际上却也带来生产布局、企业管理与劳资关系的变化。 部分日本车厂选择在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设厂，使美国既有工会组织面临新的挑战。

但这不代表日本企业造成了美国去工会化。 美国工会力量衰退涉及多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转变、企业选址与工会组织环境。 美国南方仍有工会及劳工运动；2024年，田纳西州福斯汽车工厂员工投票加入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就是一个例子。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跨国投资不只移动生产线，也可能重新分配产业的地理布局、劳动议价能力与经济利益。 今日韩国现代汽车的调整，正好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 工会争取降低移往美国的产量，并维持蔚山厂的生产角色；下一代环保车款也将优先在当地开发与验证，再推广至全球生产基地。 这说明母厂的价值不只是当下生产多少辆汽车，更在于能否持续掌握新产品开发、技术验证与生产经验。

海外投资与本土产业能力并非必然冲突，关键是两者如何协调。 台积电的美国布局，则让这个问题更贴近台湾。 2026年7月，台积电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使美国整体规划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与此同时，台积电也规划在台湾建置13座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厂。 政府所强调的，是最大制造产能、最先进技术与最完整半导体产业生态系应继续留在台湾。 台积电赴美投资不能简化为避关税。 客户需求、市场布局与供应链韧性，都是企业必须考量的因素。 然而，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企业的全球布局与国家产业利益并非必然一致，也不是必然冲突。 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海外投资扩大市场与国际竞争力，同时不削弱台湾作为内核研发、先进制造与供应链集成基地的地位。

对台湾而言，真正的产业主场，不是要求企业把所有产能锁在岛内，而是要确保本国持续拥有研发能力、关键制程、人才培育、供应商网络，以及下一代产品的主导能力。 海外设厂若能扩大市场，同时让台湾持续累积技术、人才与关键供应链，就可能形成互补；反之，若研发、决策与人才培育也逐步外移，海外投资金额再大，也未必代表本国产业地位同步提升。 因此，评估跨国投资不能只计算公布多少投资额、增加多少出口或创造多少海外工作，也要看本土制造升级、研发人才与供应链是否持续壮大。 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从成本效率的竞赛，走向市场、关税、科技与安全交织的新竞争。 台湾可以支持企业走向世界，但也必须确保自身产业基础持续变强。

维护产业主场，不是关起门来，而是让台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仍握有不可轻易取代的内核能力。 ＊作者为国立高雄大学荣誉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