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的報導指出，韓國現代汽車與工會達成協議，將原規劃移往美國生產的 Palisade Hybrid 產量，由20萬輛縮減至7.4萬輛，減幅逾六成。 這場協商不只是產量調整，更凸顯全球經貿秩序的變化：當關稅成為政策工具，企業赴海外設廠既是接近市場、降低貿易風險的策略，也可能牽動本國就業、技術累積與供應鏈布局。 國際貿易學者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1987年發表的論文〈VERs, Quid Pro Quo DFI and VIEs: Political-Economy-Theoretic Analyses〉，探討了Quid Pro Quo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的政治經濟意義。

Quid Pro Quo 原意是「以此換彼」，但這裡並非泛指互惠投資，而是指企業在某一時期進行直接投資，希望影響進口國未來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可能性。 企業藉由在當地創造生產與就業，可能降低當地支持限制進口的政治壓力。 這種投資不只考量生產成本，也涉及對未來貿易政策的策略性回應。 當關稅再度成為國際經貿競爭的工具，這個理論便有了新的現實意義。 回看1980年代，日本汽車大量出口美國，美國汽車業與工會面臨強烈競爭壓力。 在自願出口限制等背景下，日本車廠逐步赴美設廠。 原先期待的是在美國生產可以維持當地就業，實際上卻也帶來生產布局、企業管理與勞資關係的變化。 部分日本車廠選擇在工會勢力較弱的地區設廠，使美國既有工會組織面臨新的挑戰。

但這不代表日本企業造成了美國去工會化。 美國工會力量衰退涉及多重因素，包括產業結構轉變、企業選址與工會組織環境。 美國南方仍有工會及勞工運動；2024年，田納西州福斯汽車工廠員工投票加入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就是一個例子。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跨國投資不只移動生產線，也可能重新分配產業的地理布局、勞動議價能力與經濟利益。 今日韓國現代汽車的調整，正好提供另一個觀察角度。 工會爭取降低移往美國的產量，並維持蔚山廠的生產角色；下一代環保車款也將優先在當地開發與驗證，再推廣至全球生產基地。 這說明母廠的價值不只是當下生產多少輛汽車，更在於能否持續掌握新產品開發、技術驗證與生產經驗。

海外投資與本土產業能力並非必然衝突，關鍵是兩者如何協調。 台積電的美國布局，則讓這個問題更貼近台灣。 2026年7月，台積電宣布再加碼1,000億美元投資美國，使美國整體規劃投資額達到2,650億美元；與此同時，台積電也規劃在台灣建置13座先進製程與先進封裝廠。 政府所強調的，是最大製造產能、最先進技術與最完整半導體產業生態系應繼續留在台灣。 台積電赴美投資不能簡化為避關稅。 客戶需求、市場布局與供應鏈韌性，都是企業必須考量的因素。 然而，這個案例提醒我們，企業的全球布局與國家產業利益並非必然一致，也不是必然衝突。 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海外投資擴大市場與國際競爭力，同時不削弱台灣作為核心研發、先進製造與供應鏈整合基地的地位。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產業主場，不是要求企業把所有產能鎖在島內，而是要確保本國持續擁有研發能力、關鍵製程、人才培育、供應商網絡，以及下一代產品的主導能力。 海外設廠若能擴大市場，同時讓台灣持續累積技術、人才與關鍵供應鏈，就可能形成互補；反之，若研發、決策與人才培育也逐步外移，海外投資金額再大，也未必代表本國產業地位同步提升。 因此，評估跨國投資不能只計算公布多少投資額、增加多少出口或創造多少海外工作，也要看本土製造升級、研發人才與供應鏈是否持續壯大。 全球化並未終結，而是從成本效率的競賽，走向市場、關稅、科技與安全交織的新競爭。 台灣可以支持企業走向世界，但也必須確保自身產業基礎持續變強。

維護產業主場，不是關起門來，而是讓台灣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仍握有不可輕易取代的核心能力。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