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这个词是这十几年来最为恶毒的一个台湾政治流行语。 你说政府和政治人物做事，不但要做好，还要让民众能够感觉到，这本来没什么大错。 可是当政党恶斗的时候，把「有感」这个词拿出来强调再强调，那意味马上就变了。 怎样才叫做「有感」呢？ 这是一个主观且模糊的词，而它恶毒的地方在于，它是以加强民众话语权、赋能民间，这样一个姿态来出现、来走红的。 民众又多了一个话柄来制约、来制衡政府，好不好呀？ 似乎当然是好的，可到后来，这个武器都谁在用？ 都用成什么样了？ 比如说发 3600 元消费券那时候，我就看过《自由时报》一篇漫画吐槽说这点钱够什么用？ 评论的基调也是放个烟火就没了。 无感。 国民党政府努力地辩护，说尽量让民众有感。

这就是陷入了人家设限的框架里面，拼命做人家出的题，而不敢质疑这个题目本身出的有没有问题。 那么换到民进党政府普发 1 万元，好不好呀？ 有没有感呢？ 不管你什么感觉，他们的报纸和网军就抢先说有感、有感了。 无论人家做了什么、做得怎样，只要你是敌视他的，都可以找到话来贬斥他。 但你光棍一点直说也就算了，偏偏现在就流行用「有感」这个词来把恶意包装起来，假装成中立的民意。 而它恶毒的地方就在于，这可以给到政府和政府中的办事人员，一种动辄得咎的心理压力。 一件事情本来照常办理也就可以了，出错也不会出太大差错。 可是现在长官来一句「现在民众说要有感，我们是不是要多做一点？ 」那什么叫有感？ 考核最忌讳的就是标准模糊不清。

更可怕的是一种言情小说式的思维：你要愿意为我突破规矩、打破常规，给我超规格的待遇，那样才叫「有感」。 那这样不就是要公家机关自己把行政伦理破坏掉吗？ 不就是让我们民众变成褒姒、杨贵妃之流了吗？ 是啊，就是这样的。 你弃守了行政伦理，我们才好从外面安插一些空降兵，跳过常规的流程来搞钱搞事。 又或者像现在，问说：蒋万安台北市政府这几年做了多少事情啊？ 怎么都感觉不到有做什么，无感。 那么是不是蒋万安团队应该出来多宣传一下呀？ 你如果真的听了这个话出来宣传、做报告，你又中招了。 想挑剔的人，不管你怎样都可以找到东西来挑剔，把你打回去叫你重做、叫你再做详细。 而你如果真的做了超级详细的报告呢？ 你搞这些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人力啊？

正事不做、正事放一边，就叫人来做这个。 你有给够加班费吗？ 还是又怎样啊？ 总之，「有感」这个词的话术，就是把原先自然存在的、没有固定名称的、像是民众观感之类的概念，用一个新词固定下来。 然后，这个新词里面就包裹着搅乱建制的意图，而又装成是加强民众话语权，诱使我们去拥抱它，跟着去提出一个个过当的诉求。 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有感」之类新词的恶毒：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而模糊的标准，它还是一种诱人离开真实目标的伪标准。 真实目标是把事情做好，然后他们说这太模糊；你提出一批量化的考核指针，他们又说这数字无感。 那如何才好？ 「有感」。 你如果听信了，你就要混乱了。 就像在影视、游戏业摧残了一堆大厂和工作室的「ＤＥＩ」（多元、平等、共融）。

原本你作品要想卖，最重要就是好看、好玩。 怎样才算好看、好玩？ 这不好量化、不好标准化，但如果你制作人自己是戏迷，自己是玩家，你往你自己会喜欢的方向做去，多少能吸引到一批同好。 即便不是同好，也可能有很多人会欣赏你的自我表达。 所以「怎样才算好看、好玩」对独立创作者或者小团队来说不成问题。 但当团队规模到中等以上，股东愈多，对风险愈厌恶，问题就愈大。 公司不敢把前途赌在一个制作人、一种想法、一款作品上面。 于是分散风险，如「制作委员会」模式，一家公司同时投五款作品，一个团队也同时有五家股东。

如何审核各种提案成为问题，而如果你用影剧、游戏本行的艺术语言来讲，首先是很难量化，再来是审核人如果没你内行，他就很难判断，进而很难展现自己的权力，如果出错还很难卸责。 这时候，ＤＥＩ挟着政治正确的名头，像救星一般地出现了。 这对股东和审核人员来说是如此方便，看作品里有没有做到政确就好。 怎样才够政确，才能不犯忌呢？ 这时候蛀虫就可以空降进去指点江山了。 然后团队的士气就完了。 如果员工自己也是戏迷、玩家，原本觉得是在跟老大做出足够好看、好玩的东西，那自然愿意认真用心，就算辛苦一点、钱少一点也无妨。 现在改成那些什么ＤＥＩ挂帅，变成外行瞎指挥，如之奈何？ 要嘛辞职不干，要嘛就转成打混模式，直到散伙。

私人企业会倒闭散伙，公家机关不能，公务员的疲惫与怨愤就更会沉积。 我们其实继承了世界第一等的政务体系和公仆意识，从大禹治水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系统更换过很多很多次，文化仍在。 以前我也会嫌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现在和其他文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真的有最好的公务员。 只要承办人员确信自己是在为民众做实事，很多人都能不辞劳苦的。 即便不然，忍耐、抗压的能力，我们汉人也是第一等－－这既令人庆幸，也令人悲哀。 但如果上面乱来，任务也是弄虚作假，那再任劳任怨也没有意义。 所以，做主官的，要怎样才能抵抗「有感」或ＤＥＩ之类「伪标准」的毒害？ 或谓：明确考核标准，然后长官够有肩膀扛住毁誉。

该做到 60 分的事情，当然要至少做到 60 分；资源限制下最多做到 70 分的事情，就不要被哄着去勉强做到 71 分。 而那些不管你怎么做，都能找到话来说不好的所谓｢民意｣，久了以后，自然会被唾弃。 然而，这只是操作层面的应对，做过事的人大都能想到，明白这道理的也很多。 但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做不到呢？ 大概就是因为主官的心志不够坚定。 所以我又想了一下，觉得应该回到古典的政治智能，那就是《尚书‧大禹谟》所载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 虽然《尚书‧大禹谟》是后儒伪造的伪古文尚书篇章，但这十六字确实是精妙的心法。

过去一般把「人心惟危」解作「人心易为私欲所蒙蔽，故危殆难安」，也有把「危」解作「容易恐慌」的。 而今我从「考核标准」来重看这句，忽然就有了一种新解：边界。 「危险」和「边缘」是相伴相生的概念。 人心总会在各种边界上游走、试探；想要更多，又怕被侵犯。 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各种越界、出界、捞过界。 「道心惟微」，过去多将此句往伦理解读，说是「源于道德理性的本心精微而难以察觉」之类。 但如果把「道」还原到政治上的领导统御，「微」就是说领导者自己心里要有一个隐约的标准。 那是怎样呢？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精、一、中，这几字也都只是概念，但这里讲的也就是个大概的心法，不是实施细则。 把这十六字原句记下来。

你不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讲，有人问的话你可以解释，但不要只用现代的白话来讲解，要讲原文。 在面临「有感」之类乱七八糟的新词来袭时，这些在历史上经过验证的经验谈，可以让你不被搅乱；讲原文，也就是用古典的语言真传，对抗后现代的语言伪术。 你心里有一份真经，就不至于「予魔神仔牵去」。 但当然，心法也只是心法，我们最后还是要看绩效。 对抗伪标准的最好办法，只在回到最朴素、也最难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去解决，去治理；巩固明事理而认同你的民众，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宵小病毒自难侵犯。 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注定和「杂质」共存；人家总能找到弱点进攻进攻再进攻，你也就只能扛着、受着，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人物的宿命。

​＊作者为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与创作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