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本来被定为「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后来也是荣民节，但当减少威权或偶像崇拜的呼声变高，纪念日就被取消了，只剩下荣民节。 蒋中正（蒋介石）治理台澎金马的功过尚待世人公评，只有功无过，或只有过无功，都太过于极端、不符事实。 例如，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刚过，这节日在台湾常被操作成「蓝绿之争」，1945年8月光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在民进党蔡、赖两位领导人主政下，刻意忽视台湾光复的历史，好像那是别人家的事！ 反而蒋中正从194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耐心、迂回地以外交及法律手腕守稳光复台湾的法理话语权，立下护台功劳。

蒋介石没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 偶有人说蒋中正附和美、英时不时出现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或他在那些年的外交折冲中并未让中华民国真正拥有对台澎的主权。 事实上，1940年代末期的蒋中正是认知到，只要对日本的和约尚未签定，法律上拥有台澎主权的进程就未能完备。 也有人说，在1951年，蒋中正同意美国当时纠合若干盟国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的安排：「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其他并未进一步伸张中华民国对台澎主权的主张，以致后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找到了法理根据。

事实上，他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亟需美国坚实且及时的援助，所以政治上暂时妥协，不对中华民国未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多说什么，也（被迫）同意把1952年的《中日和约》写得婉转些，避免激化与美国的矛盾与争执。 串联历史文档确定台湾主权归我 且让吾人从1943年11月《开罗宣言》、1945年7月《波兹坦公告》、1945年8月日本昭和天皇战败广播（日称宣读《终战诏书》的「玉音放送」）、1945年9月日本《降伏文书》，一直到《中日和约》，看蒋中正及其重要外交幕僚如王宠惠、张群、王世杰、沈昌焕等如何突破国际政治外交的艰险，一步步保住台澎主权。

在《开罗宣言》中，当时的蒋政府争取到加载「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所夺岛屿，以及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如满州、台湾、澎湖群岛等应归还中华民国」部分文本。 后来的《波兹坦公告》则提到「《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昭和天皇于战败广播中称「朕使帝国政府，对美、英、中、苏四国，通告受诺其共同宣言…」，而日本《降伏文书》一开始便称接受并忠实运行《波兹坦公告》所枚举之条款。 这些可谓是具有法律意味的政治宣示与行动。 更理想的就是直接与日本签署和约，让它把过去「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归还给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

可是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失利，被迫迁到台湾，毛泽东在北京另立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前述的更理想作法变得异常复杂。 《中日和约》是蒋不得已的次佳安排 1951年的对日《旧金山和约》排除了包括两岸政府、朝鲜半岛两分立政府的参与，但蒋政府费尽心力，让隔年在台北宾馆签署的《中日和约》技巧、婉转地带出中华民国拥有对台澎主权的文本安排，这是在日本清楚阐明台湾属中华民国之外的次佳安排。 要把《中日和约》的三个条文一起看才清楚。 《中日和约》第二条，也就是不少人援引为台湾地位未定的条文，载明「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

如果继续看第四条，「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这时台澎并非成为无主地，而是回到《马关条约》签订前的状态，亦即回归「中（华民）国」所有。 另，《中日和约》第十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因此台澎人民「恢复」或「取得」中国籍时，形同伸张了中华民国对台澎的主权。 当时蒋政府在无法要求日本签下放弃台澎并由中（华民）国接手的不利情形下，仍尽可能地从几个方面让《中日和约》的内容不违反或呼应中华民国取回台澎的一贯主张。

多国纷至台设使领馆打破台湾地位未定论 也就在那段时日，例如1949年8月，大韩民国在中华民国台湾省设立大使馆，1949年12月，美国则在台北市设立总领事馆，直到1953年由蓝钦（Karl Rankin）出任驻华大使，在在指出台湾地位已确定，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在蒋中正139岁冥诞前，审视他当时利用外交与法律专业、创意与耐心力争台澎主权一事，再想到到近年来民进党政府关于日本侵略东亚「终战」而非「战败」说，以及中华民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胜利史实被台北的执政者抛在一旁的荒谬，两者高下立判！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禾流论坛》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