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乳癌時，我第一個想到的竟然是，我的工作怎麼辦？ 」回憶12年前、32歲那年得知罹癌的震撼，台灣年輕病友協會創會理事長潘怡伶（Mina）至今印象深刻。 當時正值事業發展期的她，面對即將到來的手術、住院與治療，除了擔憂健康，更害怕工作中斷、生活失去重心。 這也是許多年輕乳癌患者共同面臨的困境。 台灣乳癌患者的發病年齡相較歐美偏年輕，不少人正處於30至50歲的職涯黃金期，同時肩負家庭經濟、子女養育與長輩照顧責任。 一旦罹癌，不僅個人健康受到威脅，更可能牽動整個家庭的經濟與照護功能，甚至影響社會勞動力。 Mina指出，隨著癌症治療進步，如何讓患者及早獲得適切的創新醫療、維持工作能力，已不只是醫療議題，更攸關家庭穩定與國家生產力。

罹癌不只影響健康 年輕病友更怕失去工作 「很多病友要的不是補助，而是能夠回到職場，靠自己的能力賺取薪水、照顧家庭。 」Mina表示，過去社會常認為癌症患者應該留在家中休養，但對正值青壯年的病友而言，長期無法工作、失去經濟自主能力，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心理壓力。 她觀察，許多年輕乳癌患者既是家庭經濟支柱，也承擔育兒及照護長輩的責任。 若因治療副作用或病情影響，被迫長時間離開職場，不僅收入減少，也可能產生自我價值低落、焦慮等情緒。 因此，創新醫療的價值不能只看疾病治療成效，更應重視患者能否維持生活品質、減少工作中斷，並在治療後順利重返職場。

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機構WifOR Institute於2026年提出的研究，台灣HER2陽性乳癌創新藥物所創造的社會經濟效益中，約71.4%、相當於2.27億美元的價值來自早期治療階段，凸顯及早提供適切治療的重要性。 Mina認為，這些數據提醒社會，癌症醫療不應只被視為健保支出。 若能讓患者在適當時機使用經臨床證實有效的創新療法，減少疾病與治療對生活的衝擊，便有機會保留原本的工作能力，持續為家庭及社會創造價值。 一人罹癌、全家受衝擊 家庭照護也是隱形生產力 乳癌造成的經濟損失，往往不只發生在患者身上。

WifOR研究也指出，在亞太地區，乳癌創新藥物所創造的社會經濟價值中，約25%來自維持家庭無償照護及家務功能，顯示患者在家庭中原本承擔的照顧責任，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價值。 Mina表示，協會經常接觸到「一人生病、兩人離職」的家庭困境。 當原本負責照顧孩子、長輩的女性罹癌，伴侶可能必須請假甚至離職照顧患者，家庭因此同時失去收入與原有的照護支持。 她分享，曾接觸一個家庭，身為病友的母親原本是主要經濟支柱，父親已因病退休，孩子則剛從大學畢業、尚未正式就業。 沒想到母親確診乳癌後，因治療被迫離開職場，家庭頓時失去主要收入來源，孩子不得不提早工作，甚至借貸支付醫療費用。 所幸母親完成治療後順利重返職場，才逐漸與家人共同承擔還款壓力。

「重大疾病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Mina強調，當患者因病失去工作能力，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薪資，還可能讓家庭其他成員被迫退出職場。 因此，讓患者獲得適切治療、維持健康與生活功能，某種程度也是守住另一名家人的工作，以及整個家庭的經濟穩定。 醫療支出也是國力投資 病友團體盼新藥審查納入社會價值 面對創新醫療快速發展，Mina肯定衛福部及健保署近年持續推動癌症新藥給付改革，包括成立癌症新藥暫時性支付專款、推動新藥平行送審機制，並精進醫療科技評估（HTA）制度，讓更多病友有機會及早取得所需治療。

不過，她也期待未來新藥價值評估能更全面，不只衡量藥物療效與醫療成本，也將患者的工作能力、家庭照護功能，以及減少家屬因照顧而離職等社會經濟效益納入考量。 「醫療不只是醫療，也可以視為對國力與人力資本的投資。 」Mina認為，若能從更長遠的角度評估創新醫療價值，讓適合的患者在適當時機獲得治療，不僅有助於改善健康結果，也可能降低家庭及社會承擔的間接成本。 從12年前自身罹癌的經驗，到如今陪伴眾多病友爭取醫療權益，Mina深刻感受到癌症治療技術的進步，但她也強調，醫療研究有突破是一回事，患者能否真正使用到適合的藥物，才是關鍵。 她表示，未來協會仍將持續參與政策倡議，關注制度改革能否真正回應病友需求，並與政府共同推動更完善的醫療環境。

「罹患乳癌不代表人生或職涯必須被迫停止。 」Mina希望病友不要放棄治療後重返生活的可能，也呼籲社會重新看待癌症患者的價值。 讓創新醫療不只是延續生命，更能協助患者保有工作、家庭與生活的選擇權，才是健康投資最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