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徐克执导的电影《黄飞鸿》里，山东武师严振东练就一身铁布衫，一心想凭硬功夫闯出名堂，在佛山挑战黄飞鸿被拒，后来沦为沙河帮所利用。 这个角色颇为类似17年后《叶问》里的北方武师金山找，不过金山找最终成为叶问的伙伴，严振东却被美国的洋枪夺走性命。 临死前，他握着黄飞鸿的手留下遗言：「我们的功夫再棒，也敌不过洋枪。 」清末练武之人面对新式武器的无力感，许多人在AI时代恐怕心有戚戚焉。 2026年10月6日，美国人工智能巨头OpenAI一口气公开700多份由AI产生的数学研究文稿，宣称数百个长年困扰数学家的难题已被迎刃而解。

尽管这些成果尚待数学界逐一检验，却已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争论：面对机器可能带来的重大学术突破，部分数学家的反应竟是不满与抗议。 「人类数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Human Mathematics）批评，OpenAI一次性公开大量研究结果，与其说是在展现学术成就，不如说是在展示权力。 他们认为，数学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得到正确答案，更在于人类为了寻找答案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在解题过程中获得的启发与理解。 这场争议乍看有些荒谬，AI若真能解决人类苦思数十年的数学难题，难道不是值得庆祝的好事？ 人类难道应该为了维护数学家的职业尊严，拒绝科技带来的知识进步？ 《经济学人》的〈如果机器接管科学，会发生什么事？

〉（What if the machines take over science? ）一文，便对这种抗拒态度提出质疑。 毕竟科学知识不属于任何学术行会，追求真理也不应是少数专家的特权。 机器若能更有效率地发现新知，人类没有理由坚持每一个答案都必须由自己亲手找出。 然而《经济学人》也提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机器发现真理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理解真理的能力，科学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AI让硅盾更坚固？ AI对人类的冲击除了知识层面，当然也包括台湾最关心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危。 当台湾制造出支撑全球人工智能革命最重要的尖端芯片，是否就代表我们能够掌握AI时代的命运？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0月20日刊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佛格森（Niall Ferguson）、牛津网络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克拉森（Lisa Klaassen）与Google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合撰的〈AI帝国：一个全球新秩序的兴衰〉（Empires of 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w Global Order），就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论点：美中两强正在创建新型态的帝国，控制的不只是领土、贸易与军事力量，还包括人类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这篇文章指出，过去的帝国仰赖军队、航道、石油与货币维持霸权。

如今，先进芯片、能源、算力、数据中心与AI模型，正在成为新的战略资源。 作者们认为，AI具有天生的「中心－边陲」结构：尖端模型的控制权与收益集中在美中少数企业手中，其他国家则逐渐成为依赖者，政府使用自己无法查看的模型，企业产品创建在可能一夕之间就被调价、甚至撤回服务的接口上。 人工智能目前俨然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最前沿阵地，不过双方目前的做法可说各擅胜场：美国向盟友提供昂贵、大多封闭的技术体系，换取对方遵守出口管制；中国则通过价格较低、可以自由下载和修改的开放权重模型，搭配硬件、云端服务与工程师向外扩张。 两种模式虽然不同，导向的结果却可能殊途同归：全球愈来愈多国家，必须依赖少数科技强权提供的人工智能能力。

这个新帝国秩序最令人不安的矛盾，就出现在台湾。 AI帝国的心脏，还是可被牺牲的边陲？ 佛格森等人将台积电视为全球AI技术体系的关键节点，却同时警告，台湾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成为美中冲突最危险的前线。 这篇文章更提出「台湾芯片危机」（Taiwanese chip crisis）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查看我们心中的「护国神山」：如果北京试图夺取台湾，美国可能面临武力抵抗或默许的艰难抉择。 此时所谓「硅盾」不再只是保卫台海安全的有力防护，因为AI军备竞赛加上美中两国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可能反而使台海冲突风险进一步升高。

该文同时指出，美国正推动台积电在亚利桑那、日本熊本与德国德勒斯登扩充海外制造能力，部分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目的之一正是降低全球对台湾的依赖。 更不要提川普与卢特尼克、贝森特一再宣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制造，要把相关产业拉回美国才能心安。 这也形成了台湾的战略悖论：我们愈是不可取代，就愈可能成为强权争夺的焦点；但当其他国家成功降低对台湾的依赖，我们原有的战略筹码又可能受到削弱。 当然，中国对台湾的政治与军事企图，不能单纯简化成对芯片供应链的争夺；想得到台积电的产能也不是只靠占领几座工厂就能完事，背后仍需要设备、人才、材料与全球供应链持续运作，只是海外扩厂同样不等于台湾的先进制造能力可以立即被取代。

但这篇文章仍然提出一个台湾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的战略价值，究竟来自自身掌握的自主能力，还是美中两强对我们的需要？ 台湾制造了支撑全球AI革命的芯片，却未必能决定这场革命的方向。 最具影响力的AI模型、研发资本、云端服务与技术标准，仍高度集中在美中大型科技企业手中。 当AI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经济生产乃至政府决策的基础设施，台湾即使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是否仍可能失去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

新帝国的「控制开关」 以色列历史学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今年在英国政治Podcast节目《The Rest Is Politics》，接受英国前国会议员罗里・史都华（Rory Stewart）访问时，把这层依赖关系推得更远。 哈拉瑞认为，AI与过去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蒸汽机、火车与纺织机终究只是工具，人类仍然决定如何使用；AI却逐渐成为能自行作出判断、提出想法的「行动者」（agent）。 这不只让科技发展的速度可能超越人类理解与监督的能力，也让科技霸权具有过去帝国不曾拥有的权力。 当年罗马帝国就算征服整个地中海，也无法把埃及的麦田搬到意大利；大英帝国同样无法把伊拉克的油田搬回约克郡。

到了AI时代，许多原本依赖当地人类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经济活动，却可能由远方的AI系统接手，创造的价值也随之流向掌握模型的帝国中心。 史都华举例，假设英国一家保险公司原本雇用数千名客服与工程师，美国AI企业却能以模型取代这些工作。 英国政府不但失去劳工所得税，还得支付失业救济；生产力提高的收益却流向美国科技企业。 哈拉瑞则指出，更令人不安的是所谓「控制开关」（kill switch）：罗马商人把弓卖给境外部落，罗马城里没有按钮能让这些弓突然失灵；但如果一个国家购买高度依赖美国软件与模型的AI无人机系统，华府却可能有办法让它停止运作。 哈拉瑞对AI依赖关系的警告，我在制作「无人机神话」专题访问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时，也听过完全相同的提醒。

这当然并不代表所有美制武器都被证实设有远程停用开关，让盟国的安危系于白宫或五角大厦的一念之间，但这个反省确实点出了数字技术与传统武器的关键差异：当内核功能持续依赖外部软件、云端运算或模型服务，买下设备未必等于取得完整的控制权。 今年6月，美国商务部限制外国国民使用Anthropic两款最先进的模型，导致Anthropic一度对所有客户暂停相关模型服务，直到月底美方解除限制，7月才陆续恢复。 这并不是军事武器遭到远程关闭的案例，却说明关键AI服务的访问权，确实可能受到供应国政策左右。 哈拉瑞在访谈中替英国提出三条路：接受对美国AI的依赖、付出高昂代价发展自主AI，或与欧洲国家合作创建共同的技术能力。

无论哪条路都有代价，但他强调，最糟糕的就是不作选择。 这也是「主权AI」（sovereign AI）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对台湾而言，主权AI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必须自己制造、也不是拒绝国际合作，而是当关键供应商改变条件、限制用途，甚至因地缘政治因素中止服务时，我们是否还有替代方案。 可替换的供应商、可检验的系统、必要的在地算力，以及不会因单一企业的决定，就让公共服务甚至国防系统陷入瘫痪的制度韧性，都是主权AI应该追求的目标。 但从目前AI的发展看来，连日本与德国这样的科学与制造强国都未能与美中一拚，发展「主权AI」确实是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

民主不能只是「替机器的决定背书」 AI带来的挑战不只是技术由谁控制，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机器逐渐接管人类社会的重要制度，最后究竟由谁负责？ 哈拉瑞今年稍早接受《经济学人》总编辑敏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专访时，曾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可能逐渐把金融决策交给AI，机器则会发明远比股票、债券更加复杂的金融工具，以至于人类再也无法理解它们如何运作。 他描绘的场景是：10年后某天金融市场崩盘，顾问冲到总统或首相面前，告诉他市场正在崩溃，没有人知道原因，必须采取行动。 AI提出了建议，却没有人理解理由，但政府仍然只能选择相信它。

这其实无需做太多的思想实验，如果跟AI深度协作过的朋友大概都会有类似的感觉，在AI的知识量、理解力、阅读速度、生产力近乎全面碾压之下，作为人类的操作者往往连跟上脚步都力有未逮，所谓「人类审核」恐怕不是字面上那么容易。 这也让人担心，当机器愈来愈擅长提供答案，人类却可能逐渐失去理解与质疑答案的能力。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军事决策。 哈拉瑞指出，AI已经开始影响战场情报分析与目标选择，人类分析师被要求必须独立检验AI建议，再作出决定；但在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上，如果只能在极短时间内确认机器选出的目标，所谓监督就可能沦为一种形式上的批准——因为人类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本事这么做。

所以问题不在于最后是不是由人按下按钮，而在于这个人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正在批准什么，又有没有能力否决。 对民主社会来说，这尤其重要。 政治不是数学考试，并非每个问题都有公认的唯一正解。 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国家应该承担多少风险？ 当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应该如何取舍？ 这些问题不能只由算法的效率或预测准确率决定，还必须经过公共辩论、法律进程与民主监督。 台湾今年1月14日公布施行的《人工智能基本法》，已将「人类自主」、「透明与可解释」及「问责」列为重要原则，政府也积极推动主权AI及相关基础建设。 但法律原则不能只停留在纸上：当AI参与医疗资源分配，病人能否质疑它的判断？

当AI协助政府审核补助资格，民众能否要求说明、提出申诉？ 当AI介入重大政治甚至是军事决策，政治领袖是否仍有能力独立判断，并且承担最后的责任？ 如果政府未来只需要告诉人民「AI认为这是最佳方案」，却说不出任何支持的具体理由，也没有能力推翻机器的判断，那么选举与民主监督还剩下多少意义？ 哈拉瑞担忧，当科技巨头宣称AI必然愈来愈强大、人类终将失去控制，这种宿命论反而可能成为掌握科技权力者逃避责任的借口。 AI应该要以多快的速度发展、应当遵守何种安全规范、哪些权力可以交给机器，本来就是人类的政治选择。 当这些问题被描述成无法改变、也不该抵挡的科技命运，等于取消了政治存在的意义。 台湾的处境或许特别矛盾。

我们是全球AI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却也可能成为美中霸权竞争最敏感的前线；我们能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却仍须确保自己能掌握技术应用的方向；我们可能因AI创造更多财富，却不能因此忽略利益分配与民主问责。 真正的主权，从来不只是拥有某项技术或某座工厂，而是一个社会即使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仍然有能力依照自己的价值，决定应该走向何方。 台湾当然是全球AI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却也是美中霸权竞争最敏感的前线；我们能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却仍须努力确保自己能够掌握技术应用的方向；我们可能因AI创造更多财富，却不能因此忽略财富分配与民主问责。 电影《黄飞鸿》的电视频尾留下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金山的话，这些洋船为什么要来我们的港口呢？

也许我们已经站在金山上了。 」台湾或许早已站在AI时代的金山上，问题是，站在金山上的人，能不能决定这座山该怎么用。 在这个AI时代，能否依照自己的价值，决定应该走向何方的重要性，恐怕不亚于我们引以为傲的半导体制造实力。 或者这么说，当人工智能开始替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决定自己究竟该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