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学116学年度因两个学系的师资条件未符合教育部规定，遭调减日间学士班19个招生名额，且不得申请回复。 这起事件看似只是招生名额的调整，却也让人思考：少子化持续冲击高等教育，教育部现行的招生管理制度，究竟能否有效促进大学改善办学品质？ 依教育部订定的《专科以上学校总量发展规模与资源条件标准》，大专校院必须符合相关师资与资源条件，未达规定者，主管机关得依相关规定调整招生名额。 文化大学此次遭减招，直接原因是师资条件未符合规定，不能简单归因于少子化。 减招可以形成压力，促使学校正视师资配置问题，但名额减少之后，师资是否补足、课程是否改善、学生受教权益是否获得保障，才是判断政策成效的关键。

依法处分只是治理的一环，若只看减招数字，却看不见后续改善情形，仍难以判断制度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然而，大学招生名额的问题，并不只有师资是否达标。 113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曾发生招生名额未确实回流的争议。 教育部查出，文化大学、真理大学、佛光大学及大叶大学，未确实将繁星推荐、申请入学管道的缺额回流至分发入学。 依教育部当时估算，文化大学未回流93个名额，四校均遭处置。 此事影响分发入学缺额统计的准确性，也引发外界对考生升学权益及招生信息透明度的疑虑。 教育部并表示，将调减相关招生名额、扣减补助经费，并追究相关责任。

名额回流争议与此次因师资条件未达标准而减招，性质虽然不同，却都涉及大学如何运用招生名额，以及主管机关如何确保学校遵守规范。 前者影响招生数字是否如实呈现，后者关系学校是否具备足够的教学资源。 招生名额如何计算与调整，并非单纯的行政作业，也会影响考生的选择、学校的招生规模，以及社会对大学办学状况的判断。 除了名额回流，教育部因应少子化所实施的寄存名额制度，也值得深入查看。 教育部自103学年度起实施寄存名额制度，让学校得以暂时寄存部分核定的招生名额，以保留调整招生规模的空间。 然而，制度原意是协助学校因应生源变化，实际运作的结果，却引发对注册率能否真实反映招生情况的质疑。

《点教育》曾以〈教育部带头作虚弄假的招生率〉为题，批评寄存名额制度可能造成招生数字失真。 该文指出，110至114学年度，大专校院累计寄存约3万个名额，最后取回的只有592个，不到2%。 寄存名额会影响注册率的计算基础。 当部分核定名额寄存后不列入当年度注册率的分母，即使实际招生人数没有增加，注册率仍可能提高，却不代表招生情况或办学品质有所改善。 当大量名额长期寄存、取回比例又极低，教育部就有必要查看制度对注册率的影响，确保公布的数字能真实反映学校的招生状况。 把师资审查、名额回流与寄存名额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出三者虽然处理不同问题，却相互牵动。

师资条件影响学校能否承担教学责任；名额回流与寄存，影响招生数字如何呈现；招生信息是否完整、可靠，又关系考生与家长能否掌握学校的实际情况。 这些环节相互牵动，也使招生数字能否真实反映学校的办学情况，成为高教治理不可忽略的问题。 如果招生数字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即使主管机关订有师资标准、招生管制与追踪评核制度，仍可能难以完整掌握学校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教育部的责任不应只停留在核定名额、订定标准或运行减招，也应追踪学校是否真正改善师资与教学品质，查看寄存名额制度对注册率的影响，并确保招生名额的回报与相关统计信息清楚、透明，让考生、家长及社会大众能够据以判断。 少子化确实使大学面临生源减少、招生压力及转型的挑战。

政府不必为所有学校维持原有规模，学校也需要有调整发展方向的空间。 但制度的弹性不能取代办学责任，行政上的数字调整，也不能成为忽略实际问题的理由。 文化大学此次遭调减的19个名额，或许不是最值得争论的焦点。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处分能否促成实际改善；而从名额回流争议到寄存名额制度的批评，也提醒我们，招生数字的变动未必能完整呈现高等教育真正面临的问题。 少子化下的高教治理，不能只看减招多少名额，也不能只看公布的注册率是否提高。 减招是处理问题的手段，不是政策成效的证明；帐面数字的改善，也不等于办学品质的提升。 教育部既然创建了招生管理与师资审查制度，就更应确保名额调整、信息揭露与办学品质改善相互链接，并提出可供检验的政策成果。

唯有当招生数字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学校确实承担办学责任，主管机关也能提出可供检验的政策成果，高教治理才不会停留在名额的增减，而能真正回到保障学生受教权益、提升教育品质的目的。 ＊作者为大学退休行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