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閱讀陳健邦傳來風傳媒〈追摩爾定律，問誰與爭鋒：讀胡正明《拿出辦法來！ 》〉雄文，文中陳先生把台積電40年（1987年迄今）均分成四個時期，每一個時期約10年，如下：成功期、咆哮期、絢爛期，和鼎盛期。 並特別強調：「台積電的價值，不應被簡化為某一個人、某一項技術，或某一個單一事件。 它真正的力量，來自一套高度整合的技術體系。 」 陳文中又寫道：台積電「市值的跳躍式成長，固然受全球AI浪潮與地緣政治重新評價推動；但更深層的基礎，仍是底層元件物理的突破、先進製程的量產能力，以及成熟完備的代工生態系。 」 所以，一個「成熟完備的代工生態系」，造就了「一套高度整合的技術體系」。

正如黃仁勳所指出：“TSMC is not just one person.”（台積電不是單靠一個人。 ） 促成台積電邁向鼎盛期的這一套環環相扣、人才濟濟法則，也適用於學術研究的爭取諾貝爾科學桂冠。 以在「神岡探測器」偵測到超新星爆炸產生的微中子而榮登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寶座的東京大學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1926–2020）教授為例，他可以被歸納為第四代日本（近代）物理學家。

小柴昌俊連綿師承第一代之長岡半太郎（Hantaro Nagaoka，1865–1950，日本首代物理學教授）、第二代之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1890–1951，把近代物理學從歐洲成功地移植進入日本），和第三代之朝永振一郎（Shinichiro Tomonaga，1906–1979，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與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1907–1981，194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同時，小柴教授還續道統而不措，手把手、親自培養出第五代物理學家、201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梶田隆章（Takaaki Kajita，1959年生），並堅毅地推動建立「超級神岡探測器」，使其發展成為「世界微中子的研究聖地」。

（神岡是一個山谷小鎮，位於日本本州中部，靠近日本海濱。 ） 台積電的成功與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湧現，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歸根於代代傳承，師友同心，以及（陳健邦語）「吃苦耐勞，追根究底」的工程師／科學家本色。 還有，整體社會的無私挹注！ 台積電的故事國人津津樂道，耳熟能詳。 小柴昌俊的成功故事，亦有奠基於日本社會和人民（感情）的「舉國因緣」。

簡單地說，小柴昌俊邁向神岡微中子之漫漫長路，除了師友連綿傳承、緊密切磋之外，東京大學、日本文部省、日本外務省、神岡當地地主、三井公司、三菱基金會、和濱松光子學公司等等，都曾在不能預測有無成功機會，遑論對產業有益之前的不同階段，費心協助或慷慨贊助，讓小柴教授研究團隊得以克服重重難關與阻力，紮穩腳步前行，終至大放異彩。 2002年10月1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中央）在首相官邸接見田中耕一（右）與小柴昌俊（左）（首相官邸∕維基百科） 長岡半太郎是日本第一代正規物理學教授，他的學生仁科芳雄促成日本物理學與歐洲物理學接軌，仁科芳雄的學生朝永振一郎和湯川秀樹都在日本本土接受教育，並在本土做出諾貝爾獎級研究成果。

長岡半太郎和小柴昌俊的出生年份相差約60年，反映了學術本質與產業本質根本有別的一個重要特徵：台積電以10年為一個時期，產業競爭時程緊湊；學術新發現及新概念則需緩慢累積、沉澱，至少15年才能培育出下一代的繼起新秀學者。 另外，以上僅舉出了各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二位日本物理學家，事實上，日本每一代物理學研究都可謂人才濟濟，唯有人才濟濟方不至於陷入「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孤鳥困境。 最近，國內主事者興起擁抱諾貝爾科學獎項的夢想，因此迫切由上而下成立了「國立台灣科學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台灣實中）」，以為集中少數人，對其隔離澆灌即可成事。

筆者不以為然，謹建議主事者宜先內則讀讀台積電成功的故事，外則讀讀小柴昌俊團隊立志高遠、拚搏向上的故事。 待讀懂了故事之後，思索既定，再發下豪語乃能有憑有據，不致流於輕佻草率之譏。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