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3日，英国安全局（MI5，通称军情五处）局长麦卡伦（Ken McCallum）对外介绍今年成立的人工智能威胁评估中心（AI Threat Assessment Centre，AITAC），指出恐怖分子尝试利用AI增强侦察与攻击手段，AI辅助无人机可能改变攻击方式，未来甚至存在利用AI降低生物武器研发门槛的风险。 尽管部分极端情境尚未成真，英国情报机关开始思考，当AI让攻击者取得更强大的技术能力，国家该如何提前发现威胁？

这座设于军情五处旗下的评估中心，结合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AI Security Institute，AISI）、国家犯罪局（National Crime Agency，NCA）及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的专业能力，借此将模型能力评估、网络攻击、犯罪情资与国安情报纳入共同研判。 官方公告未显示该中心取得添加执法权限，内部运作与实际成效尚待检验。 但英国提出值得观察的制度方向：让不同机关掌握的线索，在重大危害发生前形成共同警示。 军情五处更将「防护」提升为第三项内核任务，与反恐及反制国家威胁并列。

金融系统遭骇会影响金流运作，医疗体系遇袭会延误急救，半导体机密遭窃则损及产业竞争力。 当攻击目标从政府机关延伸至企业、医院与供应链，国安防护除了事后追查攻击者之外，更须提前辨识哪些产业正面临共同风险 英国将AI威胁纳入国安战略之际，台湾企业同样面临接连而来的网络攻击。 根据数字发展部资通安全署2026年7月公布的数据，2025年至2026年7月22日，企业及医疗机构公开揭露遭勒索软件攻击的纪录，两年度合计至少12家。 这些纪录仅涵盖公开揭露案件，难以推估整体受害规模，亦无法判断攻击涉及AI。 然而，AI让攻击者更容易掌握漏洞、分析目标并准备攻击，也使威胁更容易跨产业扩散，增加防护难度。

企业遭骇后，资安人员忙着隔离系统、保存证据及恢复营运，警调机关则依法追查犯罪。 假设数家银行与科技公司接连遭到入侵，调查发现恶意程序、入侵手法及异常连接有多处相似，分别处理或许只看到个别事件，合并分析则有助于辨识案件关联，追查是否存在针对特定产业的攻击行动。 相同工具未必代表相同犯罪集团，境外服务器更不足以证明外国政府介入。 如何集成证据、研判共同威胁，再及时通知尚未受害的企业，才是政府预警能力的考验。 面对AI改变网络攻防策略，数字发展部资通安全署于2026年9月4日发布《政府因应先进AI资安风险政策》，宣布成立「先进AI资安风险因应小组」，提出漏洞管理、AI情资分析、供应链安全及自主防御等工作方向。

然而，政策内容多以「将发布」、「将推动创建」、「争取使用」描述后续规划，未逐项列明完成期限、主责分工、验收标准及运行进度。 政策公布不久，中长期措施尚待落实，可以理解；但责任分工、完成期限与查核方式，应在规划之初就交代清楚，否则外界看见的仍只是宣示，而非进展。 政府设有法定统筹机制。 《资通安全管理法》第5条明定，行政院应定期召开国家资通安全会报，由院长或副院长担任召集人，相关部门应运行会报决议，并由主管机关数字发展部追踪管考决议事项的运行情形。 《国家资通安全会报设置办法》允许设置跨机关项目小组，并规范会议与决议运行进程。 面对先进AI风险，政府应说明既有会报如何承接政策、督导运行及检验成果。

毕竟，增加组织名称与提升国安防护，终究是两回事。 国家资通安全信息分享与分析中心（N-ISAC）负责跨领域资安情资交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承担平台运作及技术分析工作。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负责科技犯罪情资研整与重大案件侦查，调查局则具有资安技术分析及国安调查职掌。 各机关都有专业基础，情资交流也有既定管道。 关键在于，平台搜集的技术指针如何结合犯罪证据与国安线索，形成有根据的跨产业威胁判断，据此推动主管机关采取防护措施。 企业通报疑似境外骇侵后，资安主管机关与警调单位应依事件性质及法定职掌分工处理，分别掌握技术信息、犯罪证据与国安线索。

涉及个资、营业秘密或侦查信息的交换，须遵守相应法律规范；跨机关合作应明确界定分享范围，保留提供、调阅及使用纪录，并订定后续处置流程。 需要检验的，是现有情资分析与分享机制如何将各方线索集成为共同威胁评估，再由有权机关据以采取防护行动。 英国人工智能威胁评估中心值得借镜的，在于跨领域威胁评估的思维，而非成立机构的形式。 台湾已有行政院层级的资安会报，但资安行政协调不能直接等同于涵盖恐怖主义、生物安全及其他情报工作的国安研判。 政府应说明现有资安机制如何依法衔接更广泛的国安体系，遇到跨领域AI威胁时，由哪个层级统筹研判并拟定处置方向，再交由各主管机关运行。

这属于高层决策责任，应由具备统筹权限的层级主导，而非仅由刑事局、调查局或资安署自行协调。 制度的长期运作，仰赖人才传承。 警界科技人才转往企业的案例，包括李相臣先后任职富邦金与永丰金、苏清伟转往富邦金融体系，以及张俊扬、陈诘昌、陈松春分别出任日盛银行、台新银行与元大证券资安长。 周冠辉转任鸿准信息安全长，原警大教授高大宇退休后则赴永丰银行担任资安主管。 这些案例反映警政专业受到企业重视，也考验政府如何通过技术纪录、经验交接与接替人才培育，将个人专长累积为机关的持续能力。 公视2025年6月报导，近三年传出13名警界科技信息人才转换跑道，时任科技犯罪防制中心主任林建隆亦谈及人员转职造成培训与接替困难。

人才自由流动本属正常，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作业进程、技术纪录及接替人才培育，将多年累积的鉴识、攻击分析与跨案研判经验转化为组织能力，减少人员异动对专业工作的冲击。 人才留任还涉及专业成果如何评价。 传统刑事侦查重视破案率、移送件数及查获人数，但境外攻击分析、威胁猎捕与跨案研判，往往难以转化为具体办案绩效。 假设科技犯罪团队耗费数月追查境外攻击网络，发现数十家银行存在共同弱点，经主管机关预警后完成修补，这项工作虽未查获犯嫌，却协助业者降低遭受攻击的风险。 问题在于，破案有具体数字可供表扬，事前预警的贡献却容易被忽略。 若绩效考核与升迁制度偏重短期侦查成果，投入长期威胁分析的专业人员便难以获得相称肯定。

政府若希望留住科技侦查人才，就应查看现行奖励与考核标准，让预警品质、情资贡献及防护成果获得合理评价。 英国新成立的评估中心成效尚待观察，台湾也须检验现有制度如何发挥作用。 行政院统筹跨部会决策与督导，数发部负责资安威胁分析、预警推动及追踪管考，各部会督促业者落实防护，警调依法侦查犯罪。 重大攻击发生后，社会有权追问：数发部事前掌握哪些警讯、发布何种预警，又如何协调主管机关追踪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形？ 这些工作应留下可供外部查核的纪录，而非仅由政府自行声明成效。 倘若现有网络攻击的预警与验证机制仍有缺口，面对AI自主搜索漏洞、串联攻击手段，甚至将威胁延伸至实体世界，政府又准备如何应对？

当AI大幅缩短攻击准备时间，国家若仍仰赖事后追查，等到攻击全貌厘清，重大损害恐怕早已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