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列夫・斯图普尼科夫（Lev Stupnikov）中尉将卡车开到乌克兰东部一片田地的边缘，后面跟着一支车队，载着前来观摩前线附近一场训练演习的俄罗斯陆军高端军官。 俄罗斯步兵、军医和军官已连续数日在冻硬的泥地上操练，为进攻附近的武赫莱达尔市做准备。 那里唯一的掩护是一排光秃秃的树。 低成本饱和痛击！ 无人机崛起，美俄军事霸权也栽跟斗 《华尔街日报》主题报新一期上线，登录会员免费领！ ☛了解详情 斯图普尼科夫走近一群正在等候的士兵，拍了一张照片。 他把手机贴近胸前，以免引人注意。 随后，他迅速打出一条消息：「这里应该有120到150人。 」 斯图普尼科夫不久前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一所著名军校毕业。

他有一个秘密：当月早些时候，他开始暗中向乌克兰情报部门提供信息。 他已经把这片田地的精确座标交给了联系人。 现在，众多俄军士兵和指挥官聚集在那里，斯图普尼科夫只有片刻时间撤出火力打击范围。 「离开那里，」乌克兰联系人回复道，接着说：「我在等你发消息说你已经离开。 」没有收到回复，一分钟后，联系人用全大写字母又发来一条消息：「离开。 」 斯图普尼科夫已经开始行动，悄悄凑到一群在怠速运转的车辆旁抽烟的司机身边。 他捂着肚子，装出痛苦的表情，向他们要了一包湿巾。 随后，他钻进附近的树林，蹲下来假装解手。 一声爆炸将他震倒在地，弹片飞入附近一辆卡车。 乌克兰方面发射了一连串飞弹。 斯图普尼科夫站起身时，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

数十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散落在田间。 有人在垂死挣扎中呻吟，也有人一动不动，身下的黑土地上积着一摊摊血。 他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 「有爆炸吗？ 发张照片。 」 「这里只有碎肉，」他回答道。 当天晚些时候，他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经确认的伤亡数字：68人死亡，60人受伤。 死者中有10名军官，包括乌方重点目标之一、第3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古谢因・穆萨耶夫（Gusein Musayev）上校。 这成为俄罗斯两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袭击之一。 这是乌克兰在斯图普尼科夫协助下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的第一次，也使他成为近年军事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内应之一。

对斯图普尼科夫的情报联系员的采访，以及视频画面、短信往来和俄罗斯官方报告显示，乌克兰利用他提供的情报和座标，击杀了300多名俄军士兵。 在俄军向其他地区推进之际，斯图普尼科夫的行动帮助在武赫莱达尔附近挡住了俄军，直到他于2024年7月投奔乌克兰。 （图表制作：Annie Ng / Emma Brown） 这名26岁年轻人的经历，让外界难得窥见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开展的一场暗夜谍战。 乌克兰特工通过加密平台与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保持联系，其中既有住在军工厂附近的家庭主妇，也有前线士兵。 这项行动充分利用了俄罗斯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不满情绪。

乌克兰的目标不只是阻止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在试图打造一支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俄罗斯倒戈者队伍，以便有朝一日在俄境内发动武装斗争，帮助结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多年来，斯图普尼科夫对俄军日益失望，最终决定倒戈，对付自己的战友。 但他这场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并引来他人效仿的背叛行动，最终是在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助推下才得以实施，那就是一心想让他脱离险境的母亲。 保卫祖国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三年多以前，十几岁的斯图普尼科夫走上布琼尼军事通信学院（Budyonny Military Academy of the Signal Corps）的讲台，宣读入伍誓词。

「我庄严宣誓，效忠我的祖国俄罗斯联邦，」当时这名身材敦实的17岁少年念道。 他穿着崭新的军装，肩上挎着一支步枪。 他的母亲塔季扬娜・扬岑（Tatiana Yantsen）望着儿子，觉得自己与周围那些满面笑容的家长格格不入。 六年前，她通过一项接收海外俄罗斯人回国定居的计划，举家从哈萨克斯坦迁往俄罗斯。 扬岑的父亲曾告诉她：「我们是俄罗斯族人。 我们的历史故土是俄罗斯。 」她抓住这个机会，在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开始了新生活。 斯图普尼科夫的母亲塔季扬娜・扬岑在他的倒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1978年的一张照片显示，童年时期的塔季扬娜与父母在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她的父亲正在当地服役。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这是塔季扬娜从哈萨克斯坦移居俄罗斯后，作为遣返计划的一部分而获得的身份证件。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位现年49岁的文职人员逐渐转向反对普京，并参加了反抗其统治的抗议活动。 她是一名遭丈夫抛弃的单身母亲，不愿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参军。 尽管斯图普尼科夫在体育和学业上表现优异，军校生活却让他对军队越发失望。 这种失望始于17岁那年，当时他因为拒绝行贿而遭一所飞行学校拒收。 如今，在这所军校里，学员要想离开院区、延长假期，或是在毕业后选择服役基地，都得掏钱。

训练期间看到那些破旧的苏联时代车辆，斯图普尼科夫感到震惊不已。 到2021年与少年时代的恋人莉莎（Liza）结婚时，他已开始规划离开军队后的生活。 他想成为一名健身教练，组建家庭。 2021年，斯图普尼科夫和妻子莉莎举行了婚礼。 莉莎拒绝与他一起前往乌克兰，这对斯图普尼科夫来说是一场个人灾难。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婚礼上，斯图普尼科夫保持着军人般笔挺的站姿，让宾客们在他的背心上写下祝福。 大家向这对新人敬酒，把礼金投入粉色或蓝色箱子，押注他们第一个孩子的性别。 不久后，无法由他掌控的事态就将打乱这些计划。

「我的内心在燃烧」 2022年2月的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在手机上看到俄罗斯直升机飞越乌克兰城市上空、炸弹接连爆炸的视频。 那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几个小时。 这些暴力场面令他震惊，他不愿参与其中。 「他们在向无辜平民投弹，」他说。 「那是邪恶行径。 」 几乎一夜之间，这场冲突就改变了校园里的气氛。 每天早晨，学员们在阅兵场列队，由一名军官宣读最新战况。 他们听到哪些村庄已被「解放」，以及前夜有多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被击毙。 他们被集中带进学院的大礼堂，观看普京的讲话。 普京在讲话中阐述了为应对北约（NATO）侵略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斯图普尼科夫坐在靠后的位置，目光空洞。

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从乌克兰传出的画面，心里质问战友们：你们怎么还能照常生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晚上，他在家和莉莎一起观看俄罗斯反对派的视频，以及对被乌克兰俘虏者的采访。 校园里，一小群持异议者开始交换心照不宣的眼神。 有些人申请退学，但申请数月都没有结果。 显然，这已不再是一条出路。 斯图普尼科夫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看法，逐渐学会以某种双重思维行事。 「我不能流露自己的情绪，」他回忆道。 「但我的内心在燃烧。 」 他本应到2022年6月才毕业，但这场打得一团糟的战争急需一批新军官。 因此，当年4月，他这届的450名学员集合在阅兵场，逐一走上前领取饰有两颗金星和一道红杠的肩章，标志着他们获得了新的军衔：中尉。

暮色降临时，斯图普尼科夫与其他新任军官围成一圈站着。 他按照俄罗斯军队的传统，手捧一顶装满香槟的作战头盔。 在莉莎的注视下，他高声喊出自己被分配到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名字，随后在响亮的欢呼声中将香槟一饮而尽。 一位母亲的恐惧 2023年11月，鄂木斯克一个清冷的早晨，扬岑早早来到办公室。 她煮了一杯浓咖啡，随后给儿子发去一条消息：「你还撑得住吗？ 」 她正在挂外套时，手机屏幕亮了，儿子发来了回复。 那不是一条文本消息，而是一份军方文档的扫描件。 文档用全大写字母标着「紧急」，称她的儿子将与另外十几名军人一起被派往战场，「以便及时补充战损造成的人员缺口」。 扬岑在办公桌前坐下，低头用双手捂住脸。

她浑身发抖，耳边回响着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到了，」她后来回忆道。 「我必须做点什么。 」 先前18个月，她一直在经历自己的内心挣扎。 她让斯图普尼科夫的妹妹阿莉萨（Alisa）不再参加学校里歌颂俄罗斯战争行动的课程。 开车上班时，她会大声播放乌克兰斯卡朋克乐队Zhadan and the Dogs的歌曲，跟着唱那些既谴责战争、又同情乌克兰受害者的歌词。 等红灯时，她会伸手去调音量，生怕引人注意。 当时14岁的阿莉萨担心母亲会惹上麻烦。 斯图普尼科夫毕业后与莉莎一起到鄂木斯克探望母亲时，扬岑和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人权律师以及帮助俄罗斯士兵逃离军队的非营利组织打电话。

有些人建议斯图普尼科夫先去俄罗斯的坚定盟友白俄罗斯，再前往亚美尼亚，但他在那里将陷入法律身份悬而未决的处境。 另一些人则说：等你真正上了战场再联系。 但扬岑想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她知道儿子前往乌克兰边境途中会在莫斯科停留，便敦促他在那里搭乘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亲戚会为他提供住处。 斯图普尼科夫担心可能面临的后果，没有照办。 结果，那年秋天，他还是以俄罗斯第36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一员的身份，抵达了前线村庄米基利斯凯。 一天晚上，扬岑带着一叠谴责俄乌战争的海报前往鄂木斯克市中心。 她双手颤抖，把海报贴在二十多根柱子上。 第二天，她沿原路查看时，发现所有海报都已被撕掉。 愤懑情绪与日俱增 斯图普尼科夫被任命为一个营的通信主管。

该营的任务是协助攻占武赫莱达尔，这座要塞是乌克兰保卫战略要地顿巴斯地区的关键。 他的工作是确保指挥官与下属部队通信顺畅，并保证能够接收侦察无人机和监视器传回的画面。 第36旅是一支战绩显赫的部队，在入侵最初几天曾向基辅推进。 但经过近三年的战争，旅里的志愿兵和契约兵几乎所剩无几。 在斯图普尼科夫手下参战的俄罗斯人，大多是获准提前释放的囚犯，以及为钱入伍、未经训练的新兵。 这些人的行为令他厌恶。 一天下午，他看到一伙人洗劫了一家卖酒的店铺，还粗暴殴打了乌克兰店主。 斯图普尼科夫经常坐在米基利斯凯的旅指挥所里，面前是一组屏幕。 这个指挥所里摆满了从当地民宅抢来的椅子、沙发、地毯和大屏幕电视。

一天，斯图普尼科夫与一名下属步行前往米基利斯凯郊外检查俄军的监视器。 他指着街道两旁被毁的房屋，开口问道：「这里的平民得有多难？ 」 那名下属嗤之以鼻，说道：「那他们当初为什么嚷着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这番话呼应了克里姆林宫的一套说辞：乌克兰亲西方的政治路线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入侵。 斯图普尼科夫忍住没说心里话。 「是啊，大概是吧，」他答道。 学会用暗语沟通 2024年2月，斯图普尼科夫在前线服役三个月后，扬岑写信给与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密切合作的电脑程序员德米特罗・卡尔彭科（Dmytro Karpenko），问他能否帮助她的儿子逃离军队？ 卡尔彭科因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发布对俄罗斯战俘的视频采访而广为人知。

一些战俘回国后联系他，提出用军事机密换取现金。 2023年10月，卡尔彭科宣布，任何俄罗斯军人只要提供有助于乌克兰作战的信息，就能获得25万卢布（约合2,700美元）。 各行各业的俄罗斯人开始联系他，既有国有能源公司的员工，也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特工，甚至还有为当兵的孙辈焦虑不安的祖母。 卡尔彭科圆脸、黑色短发，眼下挂着眼袋。 醒着的时候，他都在抽烟、接电话，并在十几部智能型手机上翻看信息。 他用大约40个帐号与线人联系。 他军装式夹克上的肩章写着：「妈的，我简直像住在精神病院里。 」 「你把鱼线抛出去，却不知道会钓上来什么，」他谈到这项计划时说。 「你可能钓到一条小鱼，也可能钓到一头鲸鱼。

」 当母亲告诉斯图普尼科夫她联系了卡尔彭科时，斯图普尼科夫认出了这个名字。 他看过卡尔彭科采访战俘的数十段视频。 斯图普尼科夫在WhatsApp上写下一条信息：「我愿意与你合作，愿意投诚。 」他还附上自己的姓名、军衔、所在位置，以及所属营和旅的名称。 当天晚上通电话时，卡尔彭科说明了自己的条件。 他提议制定联系安排，每周在一个约定的时间联系，讨论下一个目标，以及这个目标能换取多少报酬。 斯图普尼科夫必须定期删除双方的所有交流记录。 两人还约定了暗语。 每次问候之后，都要输入一个事先约定的数字：当月日期加五。 2月20日发送的信息，就应该以「你好25」开头。 如果没有数字，卡尔彭科就会知道这名线人已经暴露。

斯图普尼科夫同意与这名乌克兰人合作。 他自己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不收钱。 军中的叛徒 两人的首次合作，也就是对乌克兰东部那块田地的打击，比卡尔彭科先前安排过的任何行动都更成功。 斯图普尼科夫帮助战友清理现场，把死伤者擡上等候的卡车。 随后，他返回营房，与幸存的士兵坐在一起，假装自己受到了脑震荡。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不安稳，担心联邦安全局很快就会把他带走。 在4,000英里之外的俄罗斯远东，第36旅驻地博尔贾降半旗致哀。 官员们承诺向死者家属提供赔偿。 俄罗斯频道播出了现场惨状的画面，引发士兵和战地记者猛烈抨击军事指挥层。 「和往常一样，不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其中一人写道。

联邦安全局特工传唤了该旅副旅长问话，还传唤了一名拍摄视频的士兵，那段视频后来由乌克兰和西方媒体播出。 斯图普尼科夫所在营的官兵被要求交出手机接受检查。 斯图普尼科夫悄悄溜走，把可能暴露秘密的那部手机埋在自己借宿房屋的花园里。 他一共有三部手机。 在乌方的催促下，斯图普尼科夫加大了行动力度，通过大大小小的举动破坏该旅的工作。 他提供了无线电频率、部队位置和详细作战计划。 他让监视乌克兰领土的摄影机失效，还调高了连接无人机控制器的电池组电压，导致控制器在运行任务途中因过热而出故障。 有了斯图普尼科夫，乌克兰方面确切掌握了哪些人会被派往何处，以及战车何时推进。 他所在旅的兵员损失速度格外突出，即便在伤亡惨重的俄军中也是如此。

2024年3月，乌方根据斯图普尼科夫提供的消息，在该旅一次大型集会上击毙了数名军官。 5月，乌方袭击了一家原酒店的地下室，两个突击分队当时驻扎在那里。 这次打击造成包括一名上尉在内的20人死亡。 斯图普尼科夫提供的其他情报还促成了一次对旅指挥所的打击，当时那里正在举行高层会议。 有些夜晚，斯图普尼科夫刚要入睡，脑海中便会突然浮现出爆炸的声光画面，仿佛又回到那些在他协助下发生的袭击现场。 这时，他会试图抛开内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 他告诉自己，那些死者都是坏人；反正俄罗斯也会把他们送去送死。 至少现在，他们的母亲能领回遗体，并有资格获得国家赔偿。

「如果我是个虔诚的信徒，我可能会认定自己犯下了谋杀罪，所有那些亡魂都会永远纠缠着我，」他说。 一次失误 破坏行动越成功，斯图普尼科夫就越担心自己过于显眼。 到最后，在他当年11月加入该营时就在营里的那批军官中，只剩他一人仍在。 其他所有参与规划该部队作战行动的军人，不是阵亡、受伤，就是被调往前线其他地段。 部队里有高级别内应在搞破坏的怀疑日益加深。 6月的一天，斯图普尼科夫坐在米基利斯凯的指挥所里，指挥官突然恼怒地举起双臂。 这名高端军官一直在通过一组电脑屏幕监视战场。 乌克兰方面刚刚又对他的部队成功发动了一次打击。 「我们干什么都不成。 我觉得我们队伍里有个施季里茨（Stierlitz），」这位指挥官说。

他指的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苏联视频中的主角，一个打入纳粹领导层的虚构潜伏特工。 这名指挥官扫视房间，最后把目光落在斯图普尼科夫身上。 斯图普尼科夫试图把这话当作玩笑敷衍过去。 他笑了笑，迅速转身继续工作。 但他担心，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那种紧张持续不断，没有尽头，」他说。 「真正的间谍接受过谍报训练，我却完全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 隐瞒秘密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快导致了一次险些让他丧命的失误。 5月底的一天晚上，他向卡尔彭科发送了一张Google Maps截屏，显示该旅在米基利斯凯的新指挥部。 卡尔彭科告诉他出了问题：发来的文档打不开。 斯图普尼科夫已经删除了那张截屏，于是又发了一张新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便睡下了。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很快把他惊醒。 他看到墙壁坍塌处留下一个大洞，这才意识到，自己误把所在地下室的座标发了过去。 他险些丧命。 几周后的7月初，斯图普尼科夫正在旅指挥所，收到卡尔彭科发来的信息：「本周晚些时候，在约定的时间到米基利斯凯边缘来。 」「不要携带任何武器。 」 他期盼已久的秘密撤离即将开始。 夜间逃亡 7月6日夜晚，天气温暖，晴朗无云。 斯图普尼科夫带着军用无线电和智能型手机向村庄边缘走去，微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母亲像往常一样，在睡前发来信息问候。 「睡吧，」他回复道，没有透露自己的计划。 「一切都好。 」 斯图普尼科夫在他位于乌克兰的临时住所里，两个麻袋里装着他所有的家当，一支反无人机枪靠墙放着。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乌方已派无人机沿他应该走的路线飞过。 他查看对方发来的视频，注意到通往乌方控制区的最后一段路上，有深深的战车履带印和被摧毁的装甲车辆。 他拿到了一个口令，要报给在另一边等候的乌克兰部队。 读到那句话时，他不禁暗自发笑：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考验，这个口令显得如此荒诞。 快到村庄边缘时，斯图普尼科夫听到街上一栋两层住宅里传来喊声。 那里被用作该旅的观察哨。 一名俄罗斯士兵正在盘问：他是友军，还是敌人？ 斯图普尼科夫报出自己所属的营，说是出来检查监视器和测试无线电通信的。 「能再往那个方向走一点吗？ 」他指着乌克兰控制区问那名士兵。 「可以，但别走太远，」那人回答。

「没事，」斯图普尼科夫说。 「我没打算走远。 」 又走了几百码，他绕过一组反战车障碍物，在一排树附近停下。 接着，他听见了乌方派来为他引路的无人机发出的嗡鸣声。 几英里外的一处地下掩体内，乌克兰第72旅的几名士兵坐在一组大屏幕前。 他们看着无人机镜头的十字准星对准一个小小的人影。 在无人机的热成像镜头中，那个人影呈白色，与四周灰色的地形形成鲜明对比。 斯图普尼科夫从一条两侧建筑受损的街道走出来，迈出了进入无人地带的第一步。 「想想他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其中一名乌克兰人这样琢磨。 「他害怕了，」另一人说。 斯图普尼科夫确实害怕。 他曾告诉母亲，一想到要穿越前线就感到恐惧。 他知道，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俄罗斯人，甚至不知情的乌克兰人，都可能随时发现他，并调用火力打击。 他没时间多想。 他继续向前，想像自己正在泡热水澡，试图平复紧张情绪。 线导反战车火箭弹留下的金属线缠成一团，不断绊住他的脚。 这些金属线很难与遍布当地的反步兵地雷绊线区分开来。 这片区域两年来一直是前线分界地带，遍布地雷，许多爆炸物被新长出的草遮住。 他用智能型手机照亮地面，稳步向北走去，却辨认不出一条清晰的路。 掩体里的乌克兰士兵讨论着如何让引导无人机更靠近斯图普尼科夫，并保持在预定路线的正上方。 无人机镜头转动着查看周围地形：绵延数英里的沼泽地上，遍布炮击留下的弹坑。 走了大约40分钟后，他听见鸭子的叫声。

这让他安心了一些，说明方向没错：他的目的地就在一个池塘边。 掩体里的乌克兰士兵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穿行的实时画面。 斯图普尼科夫接近乌克兰第72旅前沿阵地藏身的林带时，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兴奋地说：「他已经很近了。 」 突然，乌方的无人机画面中冒出几个小小的白色人影，在树木和灌丛之间几乎难以辨认，如同沿着花椰菜花球移动的昆虫。 地面上，三名乌克兰士兵从掩蔽部探出身，用步枪瞄准正在走近的人。 其中一人显得很紧张。 斯图普尼科夫后来回忆说，那人紧握一挺机枪，双手发抖。 「口令是什么？ 」他厉声问道。 斯图普尼科夫说出了先前让自己觉得好笑的那两个词：「花生店。 」 他接受了武器检查，随后被蒙住双眼，带上一辆皮卡。

「我该来的地方」 鄂木斯克时间早上8点，扬岑被电话铃声吵醒。 屏幕上显示的是卡尔彭科的号码，但她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后，听到的却是儿子的声音。 「你醒了吗？ 」他问道。 他当时仍穿着俄军军装，坐在前线附近一栋房子的门廊上，周围传来鸟叫声。 「听着：我已经到了我该来的地方。 」 这是斯图普尼科夫逃离前线后给母亲打电话的视频截屏。 他告诉母亲：「我已经到了我该来的地方。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扬岑猛地站起身。 儿子没有提乌克兰，他们认为通话可能被录音，但这是两人事先约定的暗语，意味着他已成功到了前线另一边。 挂断电话后，扬岑瘫倒在床上，把头埋进枕头。

几个月来，她一直压抑着情绪，担心一旦任由情绪宣泄，就会招来不必要的注意，也会让自己无法专心帮助儿子。 现在，她哭了，脸上却绽开大大的笑容。 「我感到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她说。 但焦虑很快又涌上心头。 卡尔彭科让她等两天，再打电话给斯图普尼科夫所在的军事基地，报告他失踪。 卡尔彭科说，在那之后，他们也会开始安排她和家人离开。 一张单程票 斯图普尼科夫被关进一间牢房，与其他战俘隔离。 第二天，他被车送到前线附近的一栋建筑，带进一间地下室。 一名肩膀宽阔、脸上长着黑色胡渣的军事指挥官走了进来。 丹尼斯・卡普斯京（Denis Kapustin）是俄罗斯志愿军团（Russian Volunteer Corps，简称RVC）的负责人。

这是乌克兰军队中一支由反对普京政权的俄罗斯族人组成的部队。 该军团曾率队武装突袭俄罗斯境内，同时也是一个主张推翻普京的极右翼政治组织。 军团缺少一名通信专家，卡普斯京希望斯图普尼科夫加入。 出生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志愿军团指挥官丹尼斯・卡普斯京在基辅参加一个展览，该展览旨在表彰他的部队对乌克兰国防事业的贡献。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不过，这名出生于莫斯科的指挥官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重点目标之一，在尚不确定能否信任这名倒戈者之前，他不能冒险。 几名保镖围在卡普斯京身旁，他向斯图普尼科夫开出条件：俄罗斯志愿军团邀请他加入一支精锐作战部队，但这是一张单程票。 一旦加入，就必须留下，直到战争结束。

斯图普尼科夫已经赢得了自由。 穿过前线后，他交给乌克兰人一部智能型手机，里面有多个通信频道的密码。 此后数月，乌方都会利用这些密码查看十多架俄军无人机和监视器传回的实时画面。 他对重新投身战事有所顾虑，也动过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生活的念头。 但那个选择同样险象环生。 另一名倒戈者、俄罗斯陆军飞行员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Maksim Kuzminov），前一年曾驾驶自己的米-8攻击直升机飞入乌克兰，并将其移交给基辅方面，以换取50万美元赏金。 六个月后，库兹米诺夫回到西班牙海滨一处租住的公寓时，被一名杀手开枪打死。 任何考虑背叛俄罗斯的人，都已经读懂了其中传递出的警告。

斯图普尼科夫明白，自己的处境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对他这样的倒戈者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乌克兰，紧邻他们背离的军队和国家。 会面两天后，他给卡普斯京传去消息：他愿意加入。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 斯图普尼科夫的妻子仍留在博尔贾，融入了当地关系紧密的军官妻子群体。 加入俄罗斯志愿军团后，他打电话给莉莎，问她是否准备来与他团聚。 然而，她的回答让他始料未及。 她说，她想要平静的生活，远离战争，靠近父母。 斯图普尼科夫告诉她，自己逃离俄军，是为了让她和自己的家人在国外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次通话后，他反复给莉莎发消息，试图说服她。 乌克兰北部的一场大战，帮助他暂时摆脱了不断加深的消沉。 但莉莎已经下定决心。

在一条短信中，她告诉斯图普尼科夫：「这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 」 9月下旬，斯图普尼科夫给她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没有收到回复，他又追问：「所以，我们以后就不说话了吗？ 」她始终没有回答。 一年后，斯图普尼科夫在与卡尔彭科的一次两小时视频访谈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此后，俄罗斯当局在针对他逃兵行为的刑事调查中讯问了莉莎。 她告诉俄罗斯官方媒体，斯图普尼科夫决定帮助乌克兰的行为等同于叛国。 「他也背叛了我，」她说。 在那次采访之前，俄罗斯军方指挥层没有证据证明斯图普尼科夫还活着。 他被列为擅离职守人员，推定已经死亡。 如今，检察人员走访了他在鄂木斯克的亲属，也找上了他家人曾居住的公寓楼里的住户。 但到这时，扬岑和阿莉萨早已不在那里。

「这真的是我们的战争吗？ 」 2025年2月，母女俩各自收拾了一个背包和一只行李箱。 她们准备前往摩尔多瓦，再从那里步行越境进入乌克兰，由卡尔彭科接应。 她们轻装上路，这与她们关于「短暂出国度假」的掩护说辞相符。 但扬岑还是忍不住破例满足了一点私心：她把一绺自己保存的、阿莉萨和斯图普尼科夫婴儿时期的胎发，以及一些旧照片和斯图普尼科夫的高中毕业证书，放进了一个文档夹里。 塔季扬娜和她的女儿阿莉萨如今在俄罗斯境外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们已经几个月没见过斯图普尼科夫了。 （Justyna Mielnikiewicz for WSJ） 先前几个月，她一直在应付俄罗斯军方官员的来电。 他们敦促她，如果斯图普尼科夫还活着，就劝他自首。

她装作一名心急如焚的母亲，情绪失控地争辩说，找到儿子是他们的职责。 抵达鄂木斯克机场后，海关官员检查了她们的护照，随后转向阿莉萨。 「这是你妈妈吗？ 」他问这名16岁的女孩。 阿莉萨点点头。 「你妈妈的生日是哪天？ 」他接着问。 这是用来核实两人关系的常规问题。 但阿莉萨僵住了，脑中一片空白。 她眨了眨眼，停顿片刻，随后低声说：「冬天。 」 扬岑心里一凉，随后试图用幽默化解。 「你知道十几岁的孩子都什么样，」她打趣说。 「他们才不关心父母呢。 」那名官员淡淡一笑。 「是啊，我也有十几岁的孩子，」他说。 随后，他在她们的护照上盖章，挥手放行。 斯图普尼科夫获准暂时离开前线，来到母女俩在基辅的临时住处迎接她们。

扬岑已经一年半没见到儿子，他外貌的变化让她感慨。 他胖了一点，蓄起络腮胡和厚厚的八字胡。 这是俄罗斯志愿军团战士的典型形象，灵感来自1917年的俄国反革命者。 此后几天交谈时，扬岑告诉儿子，对于他决定再次离开家人、重返战场，她心情很复杂。 「这真的是我们的战争吗？ 」她问。 斯图普尼科夫解释了自己的责任感。 他想为自己曾是残酷入侵部队的一员赎罪。 他认为，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也都有责任帮助结束战争。 「是的，」他回答母亲。 「这是我们的战争。 」 在另一边的新任务 今年夏天，数十名俄罗斯志愿军团战士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前线附近的一片林间空地，斯图普尼科夫也在其中。

他们点燃几堆篝火，围着一座古代异教神庙的石砌遗迹站成一圈。 他们手持阵亡战友生前使用的步枪，枪上如今刻着战友的呼号。 他们逐一走上前，把枪放在地上，简短致悼词，随后将拳头抵在胸口，高喊：「永远在我们的队伍中！ 」 斯图普尼科夫如今正与自己离开的那个俄军旅交战。 他的经历激励了其他人。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向自己的营房扔进一枚已拉开保险的手榴弹，随后冲过前线。 另一名帮助乌克兰的倒戈者说，他曾想打破斯图普尼科夫造成300名俄罗斯人死亡的纪录。 卡尔彭科的线人网络已经转为全天候运作，长期线人每月可获得4,000美元。 看着这场纪念阵亡者的仪式，斯图普尼科夫眼里泛起泪光。 他失去了妻子。

母亲和妹妹身在安全地点，但他已有几个月没见到她们了。 他暂住的公寓显示出生活的简朴。 全部家当都装在两个袋子里。 墙边靠着一支反无人机枪，他深入俄乌阵地之间所谓「死亡地带」维护通信设备时，会带上这支枪。 在乌克兰，他已不再是军官。 他看着身旁其他同样没有军衔的俄罗斯人。 有些人曾在俄罗斯境内放火焚烧征兵办公室，也有人冒着坐牢风险参加抗议。 如今，他们都在并肩作战，想要夺回自己的国家。 斯图普尼科夫说，这些人就是他新的家人。 他回想起近十年前在军校立下的誓言。 「我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吗？ 我曾宣誓捍卫自由、独立和宪法秩序，」他说。 「但普京把这三样都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