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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网站）总觉得自己是I人、社恐，一个人待着最舒服、跟陌生人搭话好尴尬？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我们未必真的喜欢保持距离，而是以为自己喜欢；我们不是不需要别人，而是常把主动靠近的结果想得太糟。很多人奉行「别跟陌生人聊政治」，研究却显示，人们太容易高估彼此的分歧，与立场不同的人对话的效应远比想像得好。

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适合社交的脑袋，与他人创建链接能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但我们却经常刻意选择「不社交」，以为保持距离能避开尴尬与拒绝。曾获众多学术奖项肯定的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尼可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专研社会认知（即拥有思考能力的人们，如何看待其他同样拥有思考能力的人），以探究人类明明心怀善意，为何如此频繁地相互误解。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他发现我们高估了社交可能带来的负面观感，也低估了一次交谈、一句赞美或一声谢谢，能为彼此带来多少快乐。

艾普利在新书《微小交互的惊人力量》指出，缺乏人际链接的危害，比一天抽15根烟还严重；光靠文本辨识真心话或嘲讽，准确率只有56%──比瞎猜好一点；与陌生人深度对谈后，只有0.26%的人产生负面感受。即使是支持对立阵营的候选人，一对一的面对面谈话，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感受。中央社取得授权与你分享部分内容。

某天早上，我站在自家车道尽头，再次深刻体会到我从这些研究中所学到的智能背后所蕴含的真谛。我忐忑不安，因为即将展开的这场深度对话，和我之前研究过的完全不同。这场对话的主题，正是因为往往会引发意见分歧，所以面对需要保持礼貌的陌生人时，绝对不该聊的话题：政治。但现在，打开这个话题的，却是一位穿着防弹背心、手持上膛枪枝的男子。

「所以你到底看川普哪一点不顺眼？」他问。

那天是2020年8月的某个早晨，川普和拜登的总统竞选来到最后阶段。美国人各持己见。就在我们家前面的路边，我放了两块再普通不过、支持拜登的标语牌。前一天，一辆车为了撞倒那两块标语而开进水沟。当天稍早，某人停下来偷走了标语。我打电话给当地的警长，以「让你知道一下」的口吻提及以上情况，没想到他正好在附近，便顺道过来我家。他才刚到，就说他很惊讶，因为目前为止，他只看过支持川普的标语遭到破坏（这话反而让我惊讶）。接着我简单地自我介绍，提到我是大学教授，然后他就问了刚刚那个有关川普的问题。

我马上察觉到，一道由焦虑和悲观形成的墙在我面前升起，但这次，我的情况好了一点。虽然谈论这么具争议性的话题，差不多像在火柴工厂里玩火一样聪明，但我们所在的情境其实非常适合进行深度对话，只不过可能更像是在消防队里玩火。毕竟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围观群众，没有各自的「粉丝」拿出手机为我们的争论录像。我们只是两名正在对话的男性，用自己的声音、花自己的时间，面对面地你一言我一句。

累积了将近一世纪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你将平时立场差异很大的人带进这类理想情境（在对等的基础上，花时间一对一谈话）时，其中的社交力量往往能让对谈者拉近距离，而不是产生隔阂。 194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发现，商船上的白人水手与黑人水手在海上共事的时间越长，对黑人水手的态度就会越好。住在随机分配且不区分种族的集合式住宅时，白人主妇和黑人主妇对彼此的好感度较高，因为她们有机会交谈。

1954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率先提出一项论述，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他特别指出，不同族群的成员若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彼此之间的偏见就会减少。但他没料到，这项论述启发了至少515项研究，其中还包括针对它的1383种验证，参与者总人数超过25万人，共来自38个不同国家。

他当初预期的结果是正确的。在分析这些堆积如山的研究数据时，研究者汤姆．佩蒂格鲁（Tom Pettigrew）和琳达．绰普（Linda Tropp）发现，其中有94%的研究观察到： 若能增加对立族群之间的接触，有助于降低偏见。 更重要的是，这一点能成立的最佳条件中，包括让双方进行非正式对话，就像我正要进行的一样。若要说这是场赌博的话，尽管在车道尽头展开的对话看起来很困难，但实际上并没那么难。

但要是你没看过那份经过25万人验证的数据，也不曾亲自进行那么多对话，就很有可能想像，谈论心里最深层的反对意见，马上就会变成英国电视喜剧里的经典短剧：剧中的两人不断互相否定对方，却始终没有真正展开辩论（「这才不是辩论」、「是啊，这是辩论！」、「才不是，这只是不停唱反调！」、「是辩论！」、「不是辩论！」）。

想要了解这种毫无根据的悲观如何降低行动的可能性，可以看看另一项实验：受试者是一群美国人，我们提供一些立场极度分歧的议题，请他们回复自己有多支持或多反对，包括：堕胎权、以拆散家庭为遏止非法移民的手段、政教严格分离、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更严格的枪枝管制等。接着告诉他们，接下来会让他们跟另一个可能持相同或相反立场的人，聊聊其中一项议题。

如果你宁可让头发着火，也不想跟立场相反的人聊争议性话题，那么你的第一反应完全符合我们的观察。 当我们请另一群人评估，与人讨论这些话题能带来多正向的反应时，他们认为，如果跟立场相同的人讨论，应该会是一段乏善可陈的谈话；但要是跟立场相反的人聊，他们应该会极力避免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不出所料，当我们在另一次实验中告诉受试者，接下来会让他们与另一个人聊其中一项议题，而对方的立场可能与他们相同或相反时，他们也觉得跟立场一致的人聊，应该会比跟对立者聊愉快很多（第三组受试者则因为不确定交谈对象的立场，预期介于正向与负向之间）。

令人讶异的是（至少对那些真的有参与对话的人而言），无论他们是否认同对话伙伴的观点，对谈话实际体验的影响其实不大。这表示最感到惊喜的受试者，正是那些知道对方持相反立场的人。一位受试者的留言正好能贴切地描述这项研究的成果：「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享受这样的对话，但我错了。」

在这种情境中，有两个原因让我们对反方意见产生这么悲观的预期。首先， 我们以为跟自己很不同的人，其实没有想像中那么不同。 比方说，虽然我们都能预期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理念上的差异，但彼此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他们自己以为的那么大；换句话说，认知上的极化比实际上的极化还严重。这种双向误解之所以会出现，部分来自于经常谈论争议性议题的人灌输给公众的认知，因为 政客发表的言论，往往比选民本身的想法更极端且激进。 有一份以近4000名美国人为基础的分析发现，他们夸大意见对立者讨厌自己的程度，从50%到300%不等。但在与立场对立的人实际交谈后，却发现双方其实有更多共同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其次，一对一谈话中，人们还是会因为随时调整的互惠原则和即时回应拉近距离，即便对方的立场与自己相反，这点依然不变。没有预料到对话中社交推力的运作，也是我们对结果感到惊讶的原因之一。

在一项实验中，你可以同时观察到「高估分歧」与「低估对话」这两种效应。在实验里，我们不只改变了受试者要对话的类型（也就是对方在具争议性的政治议题上，立场与受试者相同或相反），也改变了交互的方式：一是关于自身信念的实际对话，二是观看对方在预录像片中阐述自己的理念。这项实验揭示了高估分歧程度和低估对话重要性的两种后果。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实际进行交互前，受试者认为，交谈对象的观点跟自己是否相同，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他们也不认为交互形式（实际对话或看预录像片）会产生任何影响。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图中的白色长条发现，只有在双方未交谈的情况下，对方的观点才会造成影响。

光是通过视频看一个立场与自己相反的人、单方面说明自己的观点，体验确实比与立场相同的人进行面对面谈话更糟糕。 我们经常在演讲、媒体访谈和社群媒体上看到这种单方面的阐述，然而「听讲」缺乏如实际对话中那种能让双方拉近距离的吸引力。尽管如此，了解立场对立者的想法仍比人们预期中更有益，主要是因为受试者发现，立场对立者比自己缺省的更讲理、更没那么极端。我认为更有趣的是，与持相反意见者实际进行对话的体验，就如同与立场一致的人交谈般正向。

当这位警长站在我家车道前面，邀请我深聊政治话题时，我没有时间想这么多。也许这样比较好。如果我有机会在那之前停下来思考，我说不定会做出逃避的选择。但这位警长也没想太多，甚至倾身向前—他不是来说教的，他是真心因为好奇，有问题想问。如果我们多学学这位警长、主动开口搭话，我们会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呢？我认为我们会学到受试者在实验中学到的：我以为自己不会喜欢，但我错了。

跟那位警长的对话，是我在聊政治话题的经验中比较愉快的。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超过一小时，久到我太太开始担心我的下落。我们互问彼此的经验和背景、如何形成现在的观点及背后原因，也问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忧虑，还有当下的情况让我们有什么感觉。对话的吸引力让我们朝着「共识」前进。比方说，我分享我有亲戚也在执法部门工作，他们觉得当下的情况造成不少压力。他则与我分享自己遇到的新挑战，例如担心部分群众对他们的恨意比敬意更深，执法时还要烦恼怎么做才不会被认为存有偏见，以及明明想好好工作，却随时处于有可能被攻击的境地。听到他亲口说出之后，有些我本来不太能明白的情况，顿时变得可以理解。

戴瑞．戴维斯（Daryl Davis）如果看到我的经验和这些实验结果，应该不会觉得意外，他是一位黑人音乐家，毕生矢志通过与白人至上主义者进行深度对话，以消解仇恨。「如果他们对我一无所知，怎么可能真的恨我？」这项叩问是戴维斯的人生指南。经过无数次一对一交流后，戴维斯宣称他至少说服200人脱离极端组织，这些人将代表组织的长袍交给他，做为退出的证据。前3K党州级领导人史考特．谢普德（Scott Shepherd）曾说：「戴瑞救了我的命。他向我伸出手，也交出他的心，后来我们成了兄弟。」

当然，戴维斯并非能在每一次对话中都得到正向体验，但他那些跨越意识形态最深鸿沟的对话，却印证了我们的研究结论：这些对话远比你预期的要好。戴维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那些会让许多人觉得太过冒犯，甚至连考虑一下都不愿意的对话。他在乔．罗根（Joe Rogan）的 Podcast 节目上谈到，许多人「甚至觉得浪费时间，但我会坐下来倾听⋯⋯因为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就得先听听别人的想法」。戴维斯对其中的深意了然于心：「如果我能坐下来跟3K党成员或新纳粹主义分子对话，让他们把代表组织的长袍、兜帽、旗帜等疯狂的东西交给我，那么谁还有理由不坐在餐桌前，跟家人好好聊天？」

显然，我们避免谈这些事的原因，主要是高估了与立场相反者对话的糟糕程度。假如你真的知道结果会比预期要好，你会愿意进行多少这类看似艰难的对话呢？（编辑：郑懿君；书摘由究竟出版提供，经中央社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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