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選舉即將來到，雖然限於地方，但勝選一方連戰皆捷，再贏一年多以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機會很大。 2018年底至2019年6月的案例，是個大意外，未必能再上演。 當時，民進黨大敗，在22個縣市首長，席次從2014年的13席減少至6席。 於是，選後不到兩個月，在2019年元月初，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前資政彭明敏、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等「獨派4大老公開信逼宮」。 他們按耐不住，要救黨、要讓自己的兩岸關係之主張，仍可持續，於是，四人以聯名刊登半版廣告的方式，發表「致蔡總統的公開信─敬請不要參選連任」。

到了四月下旬，《自由時報》頭版頭題與A4版星期專訪陸委會主委陳明通，重點之一，就在表達「兩岸關係可考慮建交或歐盟模式」。 顯然，選後半年的局勢仍然對民進黨不利，中央政府因此應該是藉著放話，修飾抗中、不與北京對話的形象；在這個試探新路線的轉向跡象，或許已經透露勝選的要求，壓過統獨，一直牽制民進黨的兩岸立場。 沒有想到，再一個多月的2019年6月上旬，香港情勢巨大變化，號稱「數十萬人上街要求撤回《逃犯條例》」及接續的暴力相向數個月，這才意外地讓民進黨重新迴轉，再拾不政治對話的固有路線，蔡英文則是時來運轉，半年後在2020年1月連任總統。 假使戲稱，指稱這是共產黨違反己意而變相拉了民進黨一把，並無不可。

畢竟，研究者訪談當時22個選區的44位候選人，幾乎所有人都說香港局勢有「巨大影響」，民進黨候選人則表示，這對自己是「正面作用」。 即將到來的22個縣市地方選舉，勢必牽動一年多以後的總統與立委大選。 並且，眾所周知，這對台北與北京的關係，必然產生衝擊，可能正面，可能負面。 民進黨勝出，是抗中反中卻未必能夠保台的路線；他黨勝出，可能會有和中不反中的路線，現狀在未來一段時間得以維持的機會增加。 若是進入後者的格局與時程，打破不利台灣的現狀，會有出現的契機。 在這22個縣市，台北市依舊是眾所矚目，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事有前例。 陳水扁先擔任台北市長四年，後任總統八年；馬英九任職市長八年，但也是隨後就晉升總統八年。

兩人都是在台北市長選舉落選或市長任期屆滿後，在沒有任何政府公職的狀態下，很快就更上層樓，接掌大位，阿扁間隔469天，馬是453天。 現在，國民黨的蔣萬安與民進黨的沈伯洋，誰在11月底脫穎而出，就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後，不僅成為同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可能當選，成為元首。 目前，對蔣萬安的批評集中在城市治理（淹水、天坑、排水與道路安全等等）、食安與兒童安全、遮陽傘成本增加是否合理、市府是否充分回應議員索資及質詢、颱風假及整備安排的標準是否一致、同志酒吧搜索事件的執法及市府督導責任，以及，是否過度著眼於個人政治發展而非市政。

對沈伯洋的批評，集中在他的市政構想是否具體或只是重複現行政策、國安與學術專長能否轉化為市政治理能力、立委表現與食安監督是否充分、毒品除罪化的主張，以及他的抗中保台立場與反對兩岸交流是否不符合台灣的利益等等。 主要傳媒的這些批評之外，苦勞網主持人王顥中指出沈長期抨擊對岸對我的「資訊戰」很危險，因為那不是客觀描述，反而可能誘發戰爭。 羅世宏教授擔心「洋流」說，掩飾了沈伯洋先前的「第五縱隊」、「高風險群」等等貼人標籤的不良習慣，也許已造成社會對立。 然而，對於蔣萬安與沈伯洋，另有幾個必須提出的大課題，尚未浮出檯面。

蔣萬安多次表示，兩岸關係近年來越來越緊張，衝突可能擦槍走火、甚至擴大，彼此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溝通與交流，藉此增加雙方的理解與信任，或許能夠避免誤判，也就不至於引爆武力相向；這個用心表現在在城市層級的交流，就是力挺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在鄭麗文今年四月與習近平會面後，他說「九二共識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也就是一中各表，當然，一中是中華民國。 這些說法正確也四平八穩，只是，不進則退，兩岸關係只能佇足在各表一中的門檻，然後就此無路可走，原地踏步嗎？

不要忘了，民進黨入主總統府的2000年，北京改口，不再只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而是在不少時候，調整為如同我方的兩岸人民條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文字進入了法律條文。 一直要到2024、2025連續兩年，這才因為我方配合美國，或者，我方主動喧騰其實無法成立的台灣地位未定，北京才又回到從前的言詞。 對於中華民國，對岸固然還不能在國際場合承認，但在對內、對我發言的時候，不也有這樣的說法嗎？

大陸軍方智庫領導辛旗曾說，對比國共內鬥時期的可恨，「中華民國的憲法連結了台灣與大陸…太可愛了」；甚至，在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一個多月，前國台辦主任王毅以外交部長身分，在美國華盛頓國際戰略中心，不是也期待我們「願意接受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嗎？ 承認一中，本來就是符合我們的憲法，不是對岸協商設定的前提要件。 我們的政府一聽到「國台辦喊一中」就已「嗆無法交流」，不是昧於憲法一中的規範嗎？ 一中是我憲法及法律對兩岸關係的定位，怎麼變成是對岸喊的？ 謝長廷在擔任民進黨主席，以及後來成為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不也都說「憲法一中」嗎？

即便謝的用詞沒有得到民進黨的接受，但無法否認憲法增修條文，在第一條的條文之前，就已經先表明，這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而制定。 兩岸的政治協商需要的時間很長，這次假使不成，下次或許能有進展，有甚麼道理認為政治協商就是投降？ 反之，如同鴕鳥無視於對岸軍力上升、無視於愈來愈多專家判斷美國無意也不該軍事對抗對岸而危害世局、無視於美國侵略伊朗危害他邦反而曝露自己的窘況，這些鴕鳥舉止，難道不是曾任蔡英文總統的參謀總長李喜明所憂慮、才是更為糟糕的投降嗎？ 李將軍說，我方主政者近年反中、仇中，很可能會導致《韓非子》告誡的結局：「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 前陸委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認為，時間不在我們這邊，在「憂台被美賤賣」而呼籲「三黨自救」之後，他進而論稱，「如果不願武統，台灣人民就必須認眞考慮擧行兩岸政治對話，藉由對話尋求雙方以接受的安排……不能把責任都推給美國，自己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 」這個看法並非危言聳聽，須知，即便習近平回覆《金融時報》，表示北京不會因為美國利用台灣挑釁而動武；中研院學者的調查卻指出，去年初已有61%大陸人支持武統而39%反對，並且經濟較好者支持度較高。 另一調查則說，八成國人要維持現狀，但是僅有二成認為可以長期維持；認為終將統一的比例，從2020年的22%已增加至2023年的30%。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主席卜睿哲認為，「馬英九...的作法卻是兩個中國政策…北京反對的程度跟反對台獨是差不多的……李登輝本人…一直聲稱…追求統一（只是統一的方式與北京的方案不同）。 」稱呼自己是深綠的法理學教授顏厥安除了在去年發表文章，論證與表達「不贊成大罷免的反思」之外；在1999年兩國論引發風暴時，他也適時在報端撰文，主張「李登輝是一位非常重視台灣人尊嚴的『統派』」。

有了前述理解之後，若有總統級的台北市長辯論，對蔣萬安提出的問題，就是蔣是否真以為兩岸可以永遠維持現狀，以致無意呼籲現在的民進黨中央政府及早準備，或者，難道他不準備在合適時機，詳細對選民表示，他將爭取己黨與他黨的支持，擇期開始與對岸共商一個中國內涵，建構對台北有利，同時不但無害，更是也對北京有利的願景嗎？ 對於沈伯洋，我們必須從他與人合著的兩本書，詢問他在成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之前，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是否沒有改變，是否要有其他澄清？ 他的戰爭觀與和平觀，實在太過驚人。 五年前的書，沈在陳述的時候，錯誤不少，就舉兩個例子。 一是「中國…從未認為有和平這件事，和平是給共產黨養精蓄銳…準備…戰爭」。

這是睜眼說瞎話，對岸在1949年內戰結束後，對外僅在1962年10月因邊境爭執，曾與印度作戰一個月，另在1979年2月進攻越南一個月就宣稱勝利歸返。 反觀美國的好戰，直讓其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2019年懊惱地說，「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 美國建國242年只有16年處於和平狀態。 」近日盧倩儀教授詳細鋪陳烏克蘭近年的『死亡率已是出生率的3.55倍而壯年男丁漸將用罄，街頭「拉伕」在過去幾個月變得愈發暴力』；她也再次提醒，這個慘狀及烏克蘭遭侵略的根源，不應該因為俄羅斯犯罪，反而讓人忘記，這是新保守主義的美國（與北約）百般不顧歷史承諾及不理會俄羅斯國安需要所造成。

世人不能忘記，當年的美國，根本就是要利用烏克蘭削弱俄羅斯，卻以尊重烏克蘭的外交自主等等冠冕堂皇的言詞，掩飾了自己的笑裡藏刀。 沈的陳述違反事實的第二個例子，是他表示，「俄羅斯在2008年後，開始滲入選舉…不分共和、民主...保守或自由陣營，都被俄羅斯滲透…美國在2016年大選遭遇過的（按：俄羅斯）手段）…中國完全吸收…更加沒有原則。 」這是人云亦云，遭到新保守主義派政治人與美國主要傳媒的蒙蔽，已經有太多單篇文章乃至專書鋪陳「通俄門」之說，根本來自編造與扭曲事實的宣傳，所謂通俄門造成民主黨敗北而川普勝出，瞎扯二字之外，別無他說。 這本2021年出版的書，對戰爭的看法也很樂觀或荒唐，也舉二例。

兩位作者說，「不用擔心…斷垣殘壁...開戰初期…每天都有演習…但其他生活不會有太大影響...一切照常…一般民眾…躲…上街購物看場電影等…不會被禁止…」；以及，「大概一週的彈道飛彈攻擊…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打民宅…真的不幸…打…中…只能說運氣太糟...不過，可以…保證…開戰初期的飛彈與制空爭奪，一般人不會感到高度驚嚇…若是解放軍針對通訊設施、水場、電廠破壞…我們要感到高興...因為飛彈（按：不夠用了）…中國就沒有任何攻下台灣的可能。 戰爭勝利後，民眾會有幾個月到半年得生活水準下降…除此之外，不會…苦不堪言。 」真有讀者會相信這些敘述嗎？ 不知，但可以確定的是，作者確實相信自己白紙黑字印出的表述。

因此，在今年初出版的新書，沈與合作者在戰爭不足畏懼的認知前提下，便信心十足地宣稱，他們在考察國際關係與戰略之後，斷定通過交流、外交與政治等手段以維持和平，心存此念的人，其實是「民主國家的和平痴呆」，起源之一是政治人物不負責，「順著人民好逸惡勞的心理」。 這本新書的最後一句是，「可以得到和平的方法，只有無時無刻地準備戰爭，以震懾那些企圖以戰爭牟利的敵國野心家。 」這個意思既很像是賴清德總統的代言人，但也不一定是，畢竟去年還有『賴清德「併購說」談兩岸談判』這個捲起一陣小風潮的新聞。 所以，如果沈與蔣能夠舉行總統級的辯論，國人應該提出至少三個連環問題，就教沈伯洋。 一是沈伯洋真有這樣的戰爭觀與和平觀嗎？

或者，這些只是昨日之言，今日選市長、明日或許可能是百尺竿頭，更上一層選總統的人，已經另有思考？ 二是，最近，嫻熟俄烏關係與兩岸政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表示，在習近平大權在握期間，不是「對台灣威脅愈大」，而是對台「可放可收」，也可「多等一段時間」，沒必要去冒險；接近這個判斷的意見，在三年前，同樣見於對鑽研兩岸政治的王信賢教授之訪談；兩年前，蘇起更是在自己揮筆成書的《談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秉持相同見解。 那麼，沈是否願意研究這個見解與其對立的看法（，也就是習權力愈大對台愈不利），何者更接近事實？

三則緊接這個提問，假使沈也接受三人的判斷，那麼，是否更應該在未來幾年習仍然掌權的期間，開始準備回答前面已經對蔣萬安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兩岸應該早日協商彼此互利的一中內涵。 否則，時不我待，拖延是時間的小偷，不是為政之道。 ＊作者為政大新聞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