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0日是民国115年的双十国庆，笔者选在这特别的一天前往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向包括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在内的六名第1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也就是初代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的飞行英灵致敬。 最近「飞虎队」又因为川普总统的一席谈话，成为两岸热门的话题，但是对于「飞虎队」到底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人们一直有所争议。

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二战时驻扎在中国，甚至短暂来到过中国的美国飞行员都是「飞虎队」，包括指挥体系完全不隶属陈纳德，以B-29为主力空袭日本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乃至于轰炸完日本后迫降中国沿海的杜立德突袭者（Doolittle Raider）都包括在内。 台湾则稍微准确一些，仅将「飞虎队」的范围涵盖到所有陈纳德将军本人指挥过的单位，包括美籍志愿大队、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以及第14航空军。 不过对于简称为「志愿队」（AVG）的第1美籍志愿大队老兵而言，他们不仅是初代的飞虎队，同时也是唯一的飞虎队。

在他们看来，成立于1941年8月1日，解散于1942年7月4日，隶属中华民国空军的美籍志愿大队才有资格担当飞虎队的正统。 因为美籍志愿大队是在美国参战前，从美国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除役，与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签约来华加入中华民国空军的109名飞行员和207名地勤人员。 对于那些在志愿队被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以后，才依据美军命令被派来中国战场的美国陆航人员，志愿队老兵普遍不认为他们够格自称为「飞虎队」。 因为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能经由美军正规后勤体系取得补给，与过去在中华民国空军体系下，领取租借法案物资的志愿队截然不同。

对于志愿队的战斗机飞行员而言，他们更愤怒的地方是在于哪怕是第14航空军从来没有飞赴前线的一位财务官或会计官，也能够以「飞虎队」自居。 笔者一般会以加上单引号的「飞虎队」，来称呼包括第14航空军在内的广义「飞虎队」，然后直接以没有单引号的飞虎队来称呼狭义的美籍志愿大队以区别两者。 而在今年的双十国庆，笔者先以目前葬在阿灵顿的六名志愿队飞行员，加上他们的大队长陈纳德将军为主体致敬。 先介绍六名飞行员效力中华民国空军的情况，然后再介绍他们每个人的特殊之处。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由飞虎第14航空军协会老兵在阿灵顿公墓种植的飞虎纪念树纪念碑，虽然同样以「飞虎」自称，但他们看在多数志愿队老兵眼中不是真正意义的飞虎。

（作者提供） 六名美籍国军飞行员 由于美籍志愿大队在体制上隶属中华民国空军，因此所有在美籍志愿大队时期接受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飞行员，都属于美籍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 目前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六名飞虎，分别为瑞克特（Edward F. Rector）上校、劳洛尔（Frank L. Lawlor）中校、侯华惠（James H. Howard）准将、麦米伦（George B. McMillan）中校、摩特（Charles D. Mott）上校以及波因顿（Gregory P. Boyington）上校。 六名飞行员当中，瑞克特、劳洛尔、侯华惠与摩特隶属于外号「熊猫」（Panda Bear）的第2中队。

麦米伦来自外号「地狱天使」（Hell’s Angels）的第3中队，波因顿则属于外号「亚当与夏娃」（Adam & Eve）的第1中队。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可以借由观察六人在参加志愿队以前的不同军种，就能知道幕后出力支持飞虎队最大的，是美军的哪一股势力。 整个美籍志愿大队的飞行员有2/3来自海军航空队，他们大多集中于第2中队，而瑞克特、劳洛尔、侯华惠与摩特四人也都好巧不巧为美国海军飞行员。 第3中队以陆军飞行员为主，六人当中唯一一个被编入「地狱天使」的麦米伦正是唯一的陆军飞行员。 至于第1中队则是海军、陆军以及陆战队的混合体，大名鼎鼎的波因顿正是六人当中唯一的陆战队飞行员。

他们当中五人在担任国军飞行员期间都有击坠敌机的纪录，根据志愿队方面的战报，瑞克特共计打下六点五二架，其中包括在1941年12月20日，昆明首次空战当天击落的九九式双引擎爆击机一架，那极有可能是整个志愿队拿下的首起空中战果。 劳洛尔打下八架半，侯华惠六点三三架，麦米伦四点零八架，波因顿三架半，摩特则为两架。 当然以上均单方面取自志愿队的战报，如果比对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战损纪录会有极大差异。 有些人事后甚至过度夸大自己的战果，例如波因顿就声称自己在志愿队时期击落日机六架。 但是志愿队始终只承认他打下三架半，然后如果搭配日军方面的战损，波因顿真正的战果可能不会超过两架。

不过就笔者看来，无论他们击落了多少敌机或者有没有击落敌机，他们都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中华民国的领空，而且也确实有21人为此阵亡，绝对是值得在双十国庆当天前往致敬的一批英雄。 侯华惠与波因顿，为两名在二战期间获得荣誉勋章的飞虎队代表人物，也都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作者提供） 两名荣誉勋章持有者 志愿队在1942年7月4日解散后，这六人都重新回归美军体系继续服役，有些人继续留在中国战场，也有人转到欧洲或者太平洋战场战斗。 有人回到自己加入志愿队以前的军种，也有人从海军航空队转移到了美国空军的前身陆军航空部队。

其中出生广州，取了中文名字的侯华惠便是由海军转移到空军，并且在欧洲战场有杰出表现的飞行员，而且还是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的获颁者。 侯华惠因为生在中国，若从属地主义角度出发属于广义上的中华民国国民，他对中国也有极深的感情，还是志愿队飞行员当中唯一能操粤语者。 他到欧洲战场后担任第354战斗机大队第356中队的中队长，还以中文「顶好」（Ding Hao）命名自己的P-51B野马式战斗机。 他之所以获得荣誉勋章的表扬，来自于1944年1月11日在德国奥舍斯莱本（Oschersleben）上空的一场空战。

当日美第8航空军以30架B-17飞行堡垒式轰炸机空袭奥舍斯莱本，然而负责护航的野马机编队却为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所吸引而去，导致飞行堡垒编队在失去战机保护的情况下遭到另外30架德机的拦截。 恰好侯华惠驾驶的「顶好号」P-51单机赶回支持，他以高超灵活的技术在B-17机群中来回飞行，拦截试图闯入的德国战斗机，最终不仅将敌机驱离，还创下了击落Bf 110战机一架和Bf 109战机两架的纪录。 为此，侯华惠不仅得到荣誉勋章的表扬，他本人也获得了「一人空军」（One Man Air Force）的绰号。

另外一位得到荣誉勋章的前飞虎队员为波因顿，他在志愿队解散后回归陆战队体系，成为第214战斗机中队（VMF-214），即「黑羊中队」（Black Sheep Squadron）的中队长，相信台湾许多老一辈的军事迷也曾看过1978年在华视上映的同名影集。 波因顿驾驶F4U海盗式战机指挥「黑羊中队」在南太平洋战斗，取得比他在志愿队时期更辉煌的战果，共计击落敌机22架，且此一纪录也获得陆战队官方承认。 期间波因顿也因为作风大胆，多次率领F4U编队深入日军占领区腹地实施轰炸任务，并最终导致自己1944年1月3日在拉包尔上空遭击落被俘而获得荣誉勋章表扬。

不过一直要等到抗战胜利后他获释的1945年10月5日，波因顿才从杜鲁门总统手中正式接过这枚勋章。 瑞克特与麦米伦都在志愿队解散后，继续效力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军，既是狭义的飞虎也是广义的「飞虎」。 （作者提供） 为中华民国奉献生命 侯华惠与波因顿获得荣誉勋章的事迹，不仅证明了美籍志愿大队里卧虎藏龙，也象征着这些飞行员后来无论转战欧洲还是南太平洋，中国战场的经验都始终陪伴着他们。 不过，仍有少数初代飞虎队员在志愿队解散、由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接替其作战任务后，出于对陈纳德个人的忠诚，或者对中华民国抗战事业的认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战场。 也有人先返回美国本土服务，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度回到中国，投入陈纳德指挥的对日作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瑞克特。 他是美籍志愿大队解散后，选择留在中国继续效力陈纳德的五名飞行员之一，先是进入驻华航空特遣队，担任第23战斗机大队第76战斗机中队中队长，也正式从美国海军飞行员转为陆军航空军飞行员。 1942年12月31日，在中国待了超过一年的瑞克特终于奉命返国休养，并在身体康复后被派往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担任试飞员，参与包括P-51「野马式」在内的美军新锐飞机测试工作。 然而，瑞克特并未就此告别中国战场。 1944年底，他再度奉派中国，于12月12日接任第23战斗机大队大队长，并一直担任这项职务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瑞克特不仅是美籍志愿大队第一位获认列击落日机的飞行员，也是带领由志愿队改编而成的第23战斗机大队迎接抗战胜利的战时最后一任大队长。 相较于还能亲眼见证日本投降的瑞克特，另外一位重返中国参战的老飞虎麦米伦中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麦米伦同样选择重返中国战场，于1943年10月回到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军服役，加入以P-38战斗机为主力的第51战斗机大队第449战斗机中队。 这一年的11月25日，他驾驶P-38G参加第14航空军对新竹飞行场的空袭行动，并据美军战果纪录宣称在地面摧毁一架日本海军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也算是与台湾有一段特殊渊源。 遗憾的是，他也是这六名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初代飞虎队员当中，唯一未能活到战争结束的人。

​1944年6月24日，麦米伦驾驶P-38J「闪电式」战斗机，在江西萍乡附近运行对地攻击任务时遭到日军防空砲火击中。 他试图迫降受损的座机，却因飞机坠毁起火而不幸殉职。 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第二阶段，向衡阳发动猛烈攻势之际。 麦米伦的牺牲，见证了即使美籍志愿大队早已走入历史，仍然有美国飞行员愿意在中华民国面临重大军事危机的时刻，继续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参加过韩战的劳洛尔以及八二三砲战期间投入过台海保卫战的摩特，都是飞虎队战后参加反共抗俄战争的最好证明。 捍卫台澎金马的先锋 五名活到战后的老飞虎当中，波音顿于1947年8月1日从陆战队除役，是最早离开部队的。

侯华惠则转为备役军人，并随着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在1947年改制为美国空军而转入空军服务，直到1966年才以备役空军准将军衔正式解除军人身份。 剩下的三人都在全球局势进入冷战两极对抗以后持续以军人身份活跃于反共抗俄的战场之中，例如劳洛尔的墓碑上，就非常明确写着他参加过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 关于劳洛尔在韩战时的服役纪录，笔者目前没能充分掌握，但考虑到中共曾以「抗美援朝」名义出兵韩战与美军对抗，他必然与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站在对立面。 光是与中共在朝鲜半岛对抗还不够，瑞克特与摩特两人都在50年代直接参加了保卫台湾乃至于金马外岛的战役。 其中瑞克特上校的身份最为特别，他在1951年奉命抵达台湾担任美军顾问团空军组的第一任组长。

瑞克特刚到台湾的时候，中华民国空军仍以F-51D及F-47N等二战时代的螺旋桨战斗机为主力。 所以他一边指导国军飞行员如何以野马机还有雷霆机与中共的MiG-15喷射战斗机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国军飞行员换装喷射战斗机。 无论是T-33A流星式教练机还是F-84G雷霆式战斗攻击机被引入台湾，都是在瑞克特的协助下完成的。 而F-84G的换装过程，又为F-86F军刀机的到来拉开序幕。 到了1958年八二三砲战爆发之际，被军方老一辈称呼为「雷克脱」的总教官瑞克特虽然已经卸下空军组组长一职，但是中华民国空军却凭借着F-84G及F-86F，外加美国海军提供的响尾蛇飞弹击败了中共航空兵的米格机，彻底掌握住了海峡上空的制空权。

摩特虽然早已离开了飞行第一线，但此刻的他也以美国海军第7舰队上校计划参谋的身份参加了八二三砲战。 摩特在砲战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规划美国海军与中华民国海军的联合运补行动、协调护航、船岸转运与补给安排，并参与评估如何突破中共对金门的海上补给封锁。 包括运送八吋砲到金门的任务，都少不了摩特在背后操刀，所以他的贡献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充分肯定，得到了云麾勋章的表扬。 他与瑞克特的存在，证明了飞虎队员不只是协助国民政府打赢了对日抗战，对防卫台澎金马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纳德将军为中美联合的代言人，也是今日美台安全合作的奠基人，笔者以自己的作品向他致意。

（作者提供） 飞虎老兵永不凋零 当然，以现役美国军官的身份直接在第一线保卫台湾，并不是老飞虎们表达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的唯一方式。 在1949年那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集体叛逃投共的环境下，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不仅成为了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唯一一家民航公司，而且还在被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收购后，投入朝鲜半岛以及中南半岛的反共任务。 许多老飞虎都加入了民航空运公司，并且来到民航空运公司的总部台北服务，延续1941年以来的飞虎情缘。 包括侯华惠在内的飞虎老兵，也在战后多次访问台湾，组织飞虎年会向自由中国表达支持之意。

波因顿可能是他们当中少数的例外，主要在于其虽然是位作战英勇的猛将，却长期有他自己都不否认的酗酒毛病，时常与其他的志愿队或者陆战队员爆发肢体冲突。 波因顿个性桀骜不驯，与陈纳德关系不佳，甚至曾在蒋中正夫妇出席的场合酒后失态。 他对美籍志愿大队的生活与管理方式日益不满，最终于1942年4月2日提前终止合约，自行离队返美。 陈纳德对此极为不满，以其在战时擅自终止合约为由，将他列为「不名誉离队」（dishonorable discharge）。 不过，这项处分仅涉及美籍志愿大队的聘雇与人事纪录，并非美国军方正式的不名誉退伍，也没有阻止他日后重返海军陆战队。

所以，即便波因顿是位在美国与台湾都颇具知名度的空战英雄，但由于他与陈纳德的关系几近决裂，是否曾有机会与其他飞虎协会成员一同获邀访台，仍值得进一步考证。 不过，无论他与陈纳德之间存在多少恩怨，波因顿终究曾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交战，一般记载他在美籍志愿大队服役期间击落两架日机，即便没有他自己声称的六架那么多，确实也为中华民国的空防付出过贡献。 对笔者而言，纪念美籍志愿大队的历史，不应只限于那些与陈纳德关系良好，或在战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表彰的队员。 为了感谢这些曾为中华民国抗战付出心力，并在历史上奠定今日美台安全合作关系基础的英雄，包括波因顿与陈纳德将军在内的所有美籍志愿大队前辈，都是笔者选在双十节致敬的对象。

未来若有机会，笔者也会持续造访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所有在二战还有冷战期间保卫过中华民国的美国英雄们致意。 ＊作者为军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