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已逾百年，但他的政治遺產，至今仍是兩岸無法迴避的歷史課題，至今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有不少大陸民眾依舊隱晦的傳播的他的「三民主義」思想， 2026年適逢孫中山誕辰160周年，據記者了解，中共方面預計於11月12日前後擴大舉辦紀念活動。 另外，中共方面也傳出將邀請國民黨人士赴陸參與，並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主持相關大會。 這些安排目前仍須以正式公布的議程與出席名單為準。 10月15日，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梁文傑公開呼籲，各界不要與陸方在台合辦或赴陸參加相關活動，避免成為中共統戰工具。 陸委會並指出，北京將藉此宣傳「反獨促統」論述，對於依法須經政府許可才能赴陸的特定人員，若申請參加相關紀念大會，政府將不予許可。 生日能辦兩次嗎？

數字背後的史觀爭奪 陸委會10月15日指出，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2026年應為孫中山誕辰161周年，而非160周年；160周年紀念活動已於2025年由國父紀念館等相關單位辦理。 梁文傑並以「一個人的生日不可能辦兩次」形容北京今年再次舉辦160周年紀念活動並不適當。 孫中山出生於1866年11月12日。 中共採實歲計算，強調2026年為160周年；台灣傳統虛歲算法則已進入161歲。 數字差異本身無關緊要，但中共選擇在「160」這個整數年重啟高調紀念，並非巧合。 因此，單就數學上的周年計算而言，160周年並非錯誤。 陸委會提出的161周年說法，反映的是不同的紀年表述及其背後的政治立場，不能單憑這項差異就斷言北京刻意竄改歷史。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以「一個人的生日不可能辦兩次」形容北京今年再次舉辦孫文160周年紀念活動並不適當。 （資料照，中央社）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兩岸連同一位歷史人物的紀念年份都出現政治爭議時，代表雙方競爭的已不只是史料本身，也包括誰有權設定紀念的時間、形式與公共意義。 2025年11月，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會已通過決定，明確這場紀念的目標包括：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統一大業、為中國式現代化與民族復興凝聚力量。 孫中山在中共敘事中是「偉大的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民主革命先驅」，但其「三民主義」、議會民主與五權憲法的核心內涵，往往被選擇性淡化。 真正被突出的，是「統一」與「振興中華」的符號價值。

今年4月，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時，便已將孫中山誕辰160周年與「振興中華、國家統一」連結，並主張國共兩黨應攜手推進祖國統一與民族復興。 由此，11月份的紀念活動並非突然出現的政治事件，而是北京今年對台論述的一環：先透過高層會晤確立政治語言，再藉由紀念活動擴大歷史敘事的傳播範圍。 真正要爭的，不只是孫中山，而是「誰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成立於1949年。 兩者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權歷史與現實治理範圍。 孫中山既是中華民國建國史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共試圖納入自身革命史敘事的歷史符號。

對北京而言，紀念孫中山有一項特殊的政治效用：它能夠避開單純以中共革命史為主軸的敘事，轉而訴諸更廣泛的民族認同、歷史情感與近代中國共同記憶。 「振興中華」可以是對國家發展的期待；「民族復興」可以是對近代屈辱歷史的回應；「兩岸同胞」則可以被用來強調共同的文化與歷史淵源。 但當這些概念被進一步串接至「國家統一」，原本具有多重意義的歷史記憶，就開始承擔明確的政治功能。 因議題敏感，一位不具名的大陸體制內學者廖先生認為「認同孫中山、珍視中華文化，並不必然意味著接受中共的政治制度，也不等於支持北京提出的統一方案。 歷史文化上的連結，與當代政治選擇，是兩個不能直接畫上等號的問題。

」 可以定義孫中山，卻未必能因此說服台灣 我發現，中國大陸這邊特別愛搞各種「紀念活動」，這其中有一項優勢：它不必直接處理兩岸之間最尖銳的分歧，就能先從文化與歷史的共同點切入。 相較於直接宣傳統一政策，孫中山、「天下為公」與「振興中華」等符號具有更廣泛的歷史知名度，也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鳴。 歷史符號可以創造共同語言，卻不能自動消除政治制度、生活經驗與民主選擇上的差異。 更何況，孫中山的政治遺產並非只有民族主義與國家富強。 他所倡議的民權、共和與憲政理想，同樣是理解其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今年以來，廣東中山、香港、澳門、乃至海外僑界已陸續舉辦座談、書畫展、圖片展、青年交流等活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鄭建邦多次出席港澳活動，公開呼籲「堅定反『獨』促統」。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表態要繼承孫中山「熱愛祖國」精神，服務民族復興。 北京希望透過孫中山的象徵性，將民族復興、兩岸同胞與國家統一串接成一套具有歷史連續性的敘事。 台灣政府則擔心，這種敘事將成為對台政治宣傳的一環，進而模糊中華民國的歷史定位與台灣當前的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