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学生走了三个多月：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离开上海，直到七月九日才抵达莫斯科。 出于某些不明理由，他们直到一个月后才入学。 他们回忆起有另外两名分开抵达的中国学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立刻入学。 就我们所知，当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只发给刘少奇与他的同志旅客通行证。 代表大会于七月十二日做出决议，就在他们抵达的三天后。 没有人知道他们注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之前在做什么，以及住在哪里；不过，很有可能的是他们就在大学宿舍住下，之后才发给他们学生证。 注册之后，所有中国学生马上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中国「 区」。 之后它被重新指定为「Ｃ区」──发音为「Ts」。

在这之后，为安全起见，大学替绝大多数人取了西方的化名，大多为俄国、乌克兰或犹太名；替他们注册的大学主管完全是随意选择这些名字。 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所有学生无一例外都被取了化名。 于是自此之后，彭述之叫作伊凡・彼得罗夫（Ivan Petrov）； 卜士畸叫作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普罗列塔列夫（Ivan AlekseevichProletariev）；罗亦农叫布哈罗夫（Bukharov）； 王一飞叫作克鲁普尼克（Krupnik）； 萧劲光叫作格洛斯基（Glossky）； 蒋光慈叫作乌特金（Utkin）； 而任培国则叫作别林斯基（Belinsky）， 以纪念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不过没多久，不知为何他的名字就被改成大学主管较喜欢的布尔斯基（Brinsky）。 任培国没有反对，反而还把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改了，叫作任弼时。 其他许多学生也改了中文名字。 例如罗亦农开始自称为罗觉，而蒋光慈则自称蒋光赤。 不知为何大学没有替刘少奇取俄国、乌克兰或犹太名，不过他将中文名字改为刘湘，「湘」字是家乡湖南省的简称，也就是来自流经该省的「湘江」。 几个月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 任弼时与萧劲光的好友、来自长沙的萧子璋（又名萧三），从巴黎前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 他曾是毛泽东在湖南东山高等小学堂，以及长沙湖南省立第四与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

他在巴黎参加勤工俭学计划时，任弼时从莫斯科写信给他，他因此得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事。 萧子璋当时是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 Youth Living in Europe）成员之一，他得到这个共产党组织的推荐。 他受过良好教育，会几种外语，因此大学立刻录取他，加入任弼时所就读的小组。

在这之后，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初，有一整批像萧子璋一样曾经参加勤工俭学计划的中国年轻人从法国来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们一行有十二人，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中共的重要人物：赵世炎、陈延年与陈乔年两兄弟（陈独秀之子）、王若飞、熊雄、郑超麟、袁庆云、王凌汉、王圭、陈九鼎、高风与佘立亚。 这些人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的成员，该支部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前身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而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又是在原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 他们在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出发，途经比利时的沙勒罗瓦（Charlesroi）与德国柏林前往莫斯科，这一天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周年纪念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在此之前，他们得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已为他们做好了接待安排。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书记周恩来陪同他们搭火车前往柏林。 他们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车站（Byelorussko-Baltiisky Railway Station， 原称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火车站〔Aleksandrovsky〕）受到任弼时、萧子璋与王一飞的热烈欢迎，并立刻将他们带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筑物所在的受难广场（Strastnoy Square），于是新学生拿到了学生证与化名。

口译员李仲武（为著名哲学家与改革家梁启超的姪子）向他们解释，这些新名字是来自一九○五年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运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ʼ Deputies）的十二位委员。

赵世炎的化名是辣丁（Sutin），王若飞的化名是伊凡・尼姆泽夫（Ivan Nemtsov），高风的化名是费利波夫（Filippov），熊雄的化名是雪尔维斯特洛夫（Silʼvestrov），郑超麟的化名是玛律洛托夫（Marlotov），陈延年的化名是苏汉诺夫（Sukhanov），陈乔年的化名是克拉辛（Krasin）， 袁庆云的化名是雅诺夫斯基（Yanovsky），陈九鼎的化名是喜斯金（Shishkin），王凌汉的化名是斯韦尔奇科夫（Sverchkov），佘立亚的化名是卢卡宁（Lukanin），王圭的化名是兹利德涅夫（Zlydnev）。 袁庆云是否知道校方给他的名字就是托洛斯基领导苏俄时所用的化名，我们不得而知。

此外，来自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生，人数比来自中国的学生更多，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他们继续抵达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秋末，有二十人入学，其中包括刘伯坚（化名谢尔斯廷斯基〔Sherstinsky〕）和尹宽（化名梁赞诺夫〔Ryazanov〕）； 一年后，又有二十七人入学。 其中一位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他被赋予化名佐林（Zorin）。 一九二五年初，李富春（化名格里戈里耶夫〔Grigoriev〕）和蔡畅（化名罗莎・尼古拉耶娃〔Rosa Nikolaeva）入学，而在同年七月，又有六十人入学。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又有二十人注册就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中包括当时叫作邓希贤的邓小平（在一月十七日注册时，他获得化名克雷佐夫〔Krezov〕） 、傅钟（化名迪瓦科夫〔Divakov〕）以及李卓然（亦名李骏杰和巴图罗夫〔Baturov〕）。 这些人相继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与最后一批来自法国的中国人同一时间来到苏俄的某个人，虽然不是中国公民，却也很值得注意。 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他会前往中国广东，在当地参加中国革命，在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发动政变之后再次回到莫斯科，并尽可能与共产国际密切合作。 此人叫阮爱国，他是越南人。

他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化名是李特维诺夫（Litvinov），但之后他在苏联被称作林（Lin）。 一九四○年，他会改名为胡志明。 一开始，莫斯科和整个苏俄都一样，经济状况很差：一九二一年三月，新经济政策才刚宣布，粮食供给不足。 但正如国民党「高级顾问」鲍罗廷 （Michael M. Borodin）之后所说，东方的革命分子来莫斯科「满足精神上的饥饿」，为了达到此一目标，他们就要忍受「肉体上的饥饿」。 他们前来「学习革命教条，获取革命经验，并且以所学就能返回故土，拯救自己的国家与同胞。 」 然而，要空着肚子消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即便饥饿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困扰中国人的不是缺乏食物，而是吃不惯俄国特色食物。

许多人都无法消化异国食物，时常腹泻。 他们最吃不惯的是一半由麸皮做成的黑麦面包。 一些来自中国南方的学生则是很难熬过莫斯科酷寒的天气。 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过得非常清苦。 无论是在修女院，或是在附近的几间宿舍，大多位于特维尔大街（Tverskaia Street），这些住处房间里的家具都不够。 有时候一间房间里必须住十五个人。 然而归根究柢，这一切都能忍受。 毕竟这些中国学生的年纪都很轻：例如彭述之，在一九二一年是二十六岁； 刘少奇是二十三岁； 罗亦农和蒋光慈是二十岁； 卜士畸是十九岁； 萧劲光是十八岁； 任弼时最年轻，只有十七岁，「完全是一个小孩子。 」 因此整体来说，他们逐渐适应了环境。 他们甚至还有精力过节。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们参加了全校业余艺术节，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舞台上表演爱国短剧。 在短剧中，刘少奇扮演工人的角色，彭述之扮演军阀吴佩孚，萧劲光扮演另一名军阀。 其他学生则是无私地扮演群众，这出戏描述资本家的邪恶与贪婪，以及工人群众的高贵。 「虽然生活很艰苦，」萧劲光回忆道，「但精神很愉快。 」 之后前来的学生也逐渐习惯这刻苦的生活。 尤其自从伙食终于改善之后：新经济政策有所成效，到了一九二三年秋天，中国学生甚至能拿到白面包。 一九二四年，学校发给他们新制服。 前几年，他们穿着厚重的麻质大衣和往往不合尺寸的红军尖头钢盔。 现在他们能穿真正的三件式平民西装。 ​《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书封。

​ ＊作者达利亚．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国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与玛丽‧凯萨琳‧吉贺德人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两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