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中國學生走了三個多月：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離開上海，直到七月九日才抵達莫斯科。 出於某些不明理由，他們直到一個月後才入學。 他們回憶起有另外兩名分開抵達的中國學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立刻入學。 就我們所知，當時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只發給劉少奇與他的同志旅客通行證。 代表大會於七月十二日做出決議，就在他們抵達的三天後。 沒有人知道他們註冊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之前在做什麼，以及住在哪裡；不過，很有可能的是他們就在大學宿舍住下，之後才發給他們學生證。 註冊之後，所有中國學生馬上被分配到一個特殊的中國「 區」。 之後它被重新指定為「Ｃ區」──發音為「Ts」。

在這之後，為安全起見，大學替絕大多數人取了西方的化名，大多為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替他們註冊的大學主管完全是隨意選擇這些名字。 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所有學生無一例外都被取了化名。 於是自此之後，彭述之叫作伊凡・彼得羅夫（Ivan Petrov）； 卜士畸叫作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普羅列塔列夫（Ivan AlekseevichProletariev）；羅亦農叫布哈羅夫（Bukharov）； 王一飛叫作克魯普尼克（Krupnik）； 蕭勁光叫作格洛斯基（Glossky）； 蔣光慈叫作烏特金（Utkin）； 而任培國則叫作別林斯基（Belinsky）， 以紀念俄國偉大的文學批評家。

不過沒多久，不知為何他的名字就被改成大學主管較喜歡的布林斯基（Brinsky）。 任培國沒有反對，反而還把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改了，叫作任弼時。 其他許多學生也改了中文名字。 例如羅亦農開始自稱為羅覺，而蔣光慈則自稱蔣光赤。 不知為何大學沒有替劉少奇取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不過他將中文名字改為劉湘，「湘」字是家鄉湖南省的簡稱，也就是來自流經該省的「湘江」。 幾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下半年， 任弼時與蕭勁光的好友、來自長沙的蕭子璋（又名蕭三），從巴黎前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 他曾是毛澤東在湖南東山高等小學堂，以及長沙湖南省立第四與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

他在巴黎參加勤工儉學計畫時，任弼時從莫斯科寫信給他，他因此得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事。 蕭子璋當時是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 Youth Living in Europe）成員之一，他得到這個共產黨組織的推薦。 他受過良好教育，會幾種外語，因此大學立刻錄取他，加入任弼時所就讀的小組。

在這之後，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初，有一整批像蕭子璋一樣曾經參加勤工儉學計畫的中國年輕人從法國來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他們一行有十二人，其中大多數人很快就成為中共的重要人物：趙世炎、陳延年與陳喬年兩兄弟（陳獨秀之子）、王若飛、熊雄、鄭超麟、袁慶雲、王凌漢、王圭、陳九鼎、高風與佘立亞。 這些人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成員，該支部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前身是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而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又是在原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基礎上，於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 他們在三月十八日從巴黎出發，途經比利時的沙勒羅瓦（Charlesroi）與德國柏林前往莫斯科，這一天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週年紀念日，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在此之前，他們得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陳獨秀已為他們做好了接待安排。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書記周恩來陪同他們搭火車前往柏林。 他們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車站（Byelorussko-Baltiisky Railway Station， 原稱亞歷山德羅夫斯基火車站〔Aleksandrovsky〕）受到任弼時、蕭子璋與王一飛的熱烈歡迎，並立刻將他們帶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建築物所在的受難廣場（Strastnoy Square），於是新學生拿到了學生證與化名。

口譯員李仲武（為著名哲學家與改革家梁啟超的姪子）向他們解釋，這些新名字是來自一九○五年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ʼ Deputies）的十二位委員。

趙世炎的化名是辣丁（Sutin），王若飛的化名是伊凡・尼姆澤夫（Ivan Nemtsov），高風的化名是費利波夫（Filippov），熊雄的化名是雪爾維斯特洛夫（Silʼvestrov），鄭超麟的化名是瑪律洛托夫（Marlotov），陳延年的化名是蘇漢諾夫（Sukhanov），陳喬年的化名是克拉辛（Krasin）， 袁慶雲的化名是雅諾夫斯基（Yanovsky），陳九鼎的化名是喜斯金（Shishkin），王凌漢的化名是斯韋爾奇科夫（Sverchkov），佘立亞的化名是盧卡寧（Lukanin），王圭的化名是茲利德涅夫（Zlydnev）。 袁慶雲是否知道校方給他的名字就是托洛斯基領導蘇俄時所用的化名，我們不得而知。

此外，來自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國學生，人數比來自中國的學生更多，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他們繼續抵達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秋末，有二十人入學，其中包括劉伯堅（化名謝爾斯廷斯基〔Sherstinsky〕）和尹寬（化名梁贊諾夫〔Ryazanov〕）； 一年後，又有二十七人入學。 其中一位是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聶榮臻，他被賦予化名佐林（Zorin）。 一九二五年初，李富春（化名格里戈里耶夫〔Grigoriev〕）和蔡暢（化名羅莎・尼古拉耶娃〔Rosa Nikolaeva）入學，而在同年七月，又有六十人入學。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又有二十人註冊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其中包括當時叫作鄧希賢的鄧小平（在一月十七日註冊時，他獲得化名克雷佐夫〔Krezov〕） 、傅鐘（化名迪瓦科夫〔Divakov〕）以及李卓然（亦名李駿傑和巴圖羅夫〔Baturov〕）。 這些人相繼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做出卓越的貢獻。 在與最後一批來自法國的中國人同一時間來到蘇俄的某個人，雖然不是中國公民，卻也很值得注意。 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後，他會前往中國廣東，在當地參加中國革命，在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發動政變之後再次回到莫斯科，並盡可能與共產國際密切合作。 此人叫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他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化名是李特維諾夫（Litvinov），但之後他在蘇聯被稱作林（Lin）。 一九四○年，他會改名為胡志明。 一開始，莫斯科和整個蘇俄都一樣，經濟狀況很差：一九二一年三月，新經濟政策才剛宣布，糧食供給不足。 但正如國民黨「高級顧問」鮑羅廷 （Michael M. Borodin）之後所說，東方的革命分子來莫斯科「滿足精神上的飢餓」，為了達到此一目標，他們就要忍受「肉體上的飢餓」。 他們前來「學習革命教條，獲取革命經驗，並且以所學就能返回故土，拯救自己的國家與同胞。 」 然而，要空著肚子消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即便飢餓也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最困擾中國人的不是缺乏食物，而是吃不慣俄國特色食物。

許多人都無法消化異國食物，時常腹瀉。 他們最吃不慣的是一半由麩皮做成的黑麥麵包。 一些來自中國南方的學生則是很難熬過莫斯科酷寒的天氣。 他們的日常生活也過得非常清苦。 無論是在修女院，或是在附近的幾間宿舍，大多位於特維爾大街（Tverskaia Street），這些住處房間裡的家具都不夠。 有時候一間房間裡必須住十五個人。 然而歸根究柢，這一切都能忍受。 畢竟這些中國學生的年紀都很輕：例如彭述之，在一九二一年是二十六歲； 劉少奇是二十三歲； 羅亦農和蔣光慈是二十歲； 卜士畸是十九歲； 蕭勁光是十八歲； 任弼時最年輕，只有十七歲，「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 因此整體來說，他們逐漸適應了環境。 他們甚至還有精力過節。

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們參加了全校業餘藝術節，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舞台上表演愛國短劇。 在短劇中，劉少奇扮演工人的角色，彭述之扮演軍閥吳佩孚，蕭勁光扮演另一名軍閥。 其他學生則是無私地扮演群眾，這齣戲描述資本家的邪惡與貪婪，以及工人群眾的高貴。 「雖然生活很艱苦，」蕭勁光回憶道，「但精神很愉快。 」 之後前來的學生也逐漸習慣這刻苦的生活。 尤其自從伙食終於改善之後：新經濟政策有所成效，到了一九二三年秋天，中國學生甚至能拿到白麵包。 一九二四年，學校發給他們新制服。 前幾年，他們穿著厚重的麻質大衣和往往不合尺寸的紅軍尖頭鋼盔。 現在他們能穿真正的三件式平民西裝。 ​《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書封。

​ ＊作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中國研究的副教授；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教授。 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