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1日，我搭高铁南下嘉义。 车窗外是收割过后的嘉南平原，稻梗整齐地伏在田里，像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 我脑中一直转着一个问题：一年多前那场被讥为「偷换概念」的「党外在野大联盟」，走到今天，究竟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了什么？ 答案，也许不在台北，而在嘉义。 一、一句口号的回魂： 2025年6月11日，「党外在野大联盟」在台大校友会馆成立。 那时郑丽文还只是前立委，没有人料到她日后会出马角逐党主席、进而接掌国民党。 她站在台上，身边是一群头发早已花白的人。 那天到场的，有工党创党主席王义雄、新竹县前县长范振宗等老党外；年近九旬的张俊宏未能亲临，却捎来一篇文稿表达支持。

发起与奔走者横跨学界、劳工运动、法界与政界，国家认同不同，政治光谱不同，有些人甚至曾在街头对峙过。 会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刻，是全场起立，为八天前辞世的林正杰默哀。 郑丽文当场重提林正杰当年那句琅琅上口的口号：「民主靠制衡，制衡靠党外。 」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典型的「符号回魂」。 一句诞生于戒严年代的口号，在四十年后被重新召唤，用来为一个全新的政治集结背书。 口号本身不会说话，说话的是召唤它的人，以及他们想让群众想起什么、忘记什么。 林正杰，人称「街头小霸王」。 早在解严之前1977年的中坜事件，他就已是带头闯荡者，早年就有「党外长子」的称号。

1981年，他与陈水扁、谢长廷联合竞选台北市议员，并称「党外三剑客」；1983年创办《前进周刊》，1986年突破戒严发动街头抗争。 他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却在1991年6月2日，因不满党内即将通过台独党纲，发表「宁为再度党外」声明，退党，转身离开。 「宁为再度党外」，六个字，比任何理论都更接近党外精神的本质：党外不是一个身分，而是一个选择。 当自己所属的阵营掌握了权力，背离了初衷，林正杰宁可再一次站到权力的外面。 20250611「党外在野大联盟」举行成立大会。

（柯承惠摄） 二、谁有权为「党外」命名： 今年9月14日，新任国史馆馆长陈翠莲在交接典礼上直言，近年「偷换概念」情况严重，甚至有人盗用、冒用民主运动的名号，组织「党外大联盟」。 此话一出，蓝绿交锋，在野党批其「国史馆成了党史馆」，绿营则说她谈的只是历史脉络。 这场争论揭示了：「党外」已经不只是一段历史，而是一个被争夺的符号资源。 记忆研究告诉我们，集体记忆从来不是被动保存的文件，而是当下各方势力不断重新诠释、争取解释权的场域。 谁能定义「党外」，谁就能宣称自己继承了那一代人的道德正当性；谁被排除在定义之外，谁就被推到民主叙事的边缘。 这是框架的战争，也是命名的政治。 从史学角度，陈翠莲的提醒自有其根据。

1970、80年代的党外运动，是在戒严、党禁、报禁之下，用坐牢、流亡甚至生命换来的。 今日台湾有自由选举、有政党轮替，前后两个时代不能轻易画上等号；任何人都不能只因自称「党外」，便自动继承那份沉重的遗产。 但另一件事也必须说清楚：民进党是党外运动的重要支流，却不是党外的全部。 当年的党外，有后来组党的人，譬如朱高正脱离民进党，与黄国钟、侯孝贤、朱天心……等人，组织「中华社会民主党」，也有像林正杰那样「再度党外」的人；有台独，也有左翼、统派与自由主义者。 把他们绑在一起的，从来不是同一张国家蓝图，而是同一种姿态：对不受监督的权力说「不」。 名号可以借用，精神却借不来。

一个联盟有没有党外精神，不看它叫什么名字，只看它如何对待权力，包括它自己将来可能掌握的权力。 三、民主圣地的另一种叙事： 到了嘉义，联盟的名字少了「党外」两个字，只叫「在野大联盟」。 这个省略耐人寻味。 嘉义在台湾政治史上本就有「民主圣地」之称：许世贤以无党籍身分两度当选嘉义市长，「妈祖婆」与许家班的故事，是党外年代地方对抗中央的经典篇章。 换句话说，嘉义人对「在野」二字，从来不陌生。 只是历史的钟摆总会回荡。 当年的在野，成了今日的执政；当年的执政，成了今日的在野。 民进党在嘉义县执政已超过二十五年，而今年的在野集成，在大嘉义呈现出两种台湾政治史上少见的组合。

在嘉义县，国民党县党部决议以「在野大联盟」模式，首度在县长选举中不提名，礼让无党籍朴子市长吴品叡参选，对上民进党提名的立委蔡易余。 国民党人的说法很直白：「成功不必在国民党。 」 在嘉义市，蓝白通过共同初选民调，由民众党前立委张启楷胜出，国民党提名的翁寿良出任竞总主委，代表在野阵营对决民进党立委王美惠。 蓝白双方都称嘉义市是「蓝白合示范区」。 一边是无党籍为内核、蓝白在后支持；一边是国民党把市长候选人位置让给民众党。 这已经不是口头上的合作，而是真正动到了提名权与组织资源的重新分配。 在台湾政党史上，这样的让渡并不多见。 四、坊间四字，在野三叹 然而，嘉义在野大联盟共同对抗的对象，不只是抽象的「执政党」。

地方政坛流传着一个四字的说法：「明文规定」。 这四个字，是地方上对前嘉义县长、前立委陈明文长期影响力的戏称。 他从国民党时代的省议员起家，转入民进党后，纵横嘉义政坛数十年；今年民进党中央更委由他担任云嘉南选区总督导，从台前走到幕后，坐镇跨县市集成。 政治人类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说，弱势者在公开场合不便直言时，往往以玩笑、谐音、耳语构筑一套「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 一个说法能在地方流传这么多年，本身就是一则信号。 而在野之人处于此地的光景，或许用古人的笔法，反而说得更清楚些： 嘉邑之野，平畴千里，一政相承，二十余载。 乡里有语，曰「明文规定」。 规者，矩也；定者，止也。

欲有为者，先问其规；欲有言者，先度其定。 在野之士，处斯土也，若孤舟之逆长流。 言之，则恐触其讳；默之，则愧于其心。 请之，则门庭深而难入；争之，则蹊径窄而益艰。 故乡人私语：「甘霖虽沛，不润异畦；桥梁虽成，难渡彼岸。 」 此虽野老之言，未可尽信，然传之既久，亦足见人心之所忧也。 昔者党外诸公，以布衣抗朝堂，犹有「民主靠制衡」之呼；今之在野者，不畏刀锯，所畏者，声不出户，事不达听耳。 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一池之水，久不更易，虽清亦浊；一地之政，久不轮替，虽善亦疲。 此非一人之过，乃势之所必然也。 上面这段话，不为指控任何人，只为记录一种处境。

传播学里的「沉默螺旋」理论提醒我们：当人们感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表态可能付出代价，便倾向沉默；沉默愈多，主流意见就显得愈强大，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地方权力结构一旦长期稳固，这种螺旋未必来自任何人的刻意压制，而是来自人们对「说了会怎样」的预期。 于是，反对这套结构的人，并不全是国民党。 有无党籍的乡镇首长，有地方派系的老成员，也有曾经与民进党同路的人。 他们的两岸立场未必一致，却在一件事上交集：地方权力，不该长期集中在同一个政治网络手里。 蓝白共推张启楷竞选嘉义市长。 （张启楷竞选总部提供）（中央社） 五、同名，不见得同心： 嘉义的「在野大联盟」，与郑丽文去年发起的「党外在野大联盟」，名字相近，却不见得相同。

台北那一场，是全国层次的政治集结，诉求是制衡中央执政党，带着浓厚的历史象征；嘉义这一场，是地方层次的权力挑战，充满泥土味，关心的是经费怎么分、建设排给谁、地方首长听谁的。 两者共享的，是政治学所说的「负面共识」：大家未必同意要往哪里去，但都同意不能再这样下去。 近年政治传播研究也一再指出，「负面党性」（negative partisanship）往往比正面认同更能动员选民。 这正是当年党外运动的起点，却也是它最大的考验。 负面共识可以把人聚在一起，却不能让人一直走下去。 党外运动之所以在历史上站得住脚，不只因为它反对了什么，更因为它提出了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这些具体主张。 嘉义的「在野大联盟」也一样。

反对「明文规定」只是起点，但它必须回答：如果你们赢了，经费会不会照样只拨给自己人？ 你们会不会成为下一套「规定」？ 联盟的形成不等于选民买单，组织集成也不等于选票可以直接相加。 真正的考验，在选后。 六、党外精神，不是谁的祖产： 回到前文的提问。 国史馆新任馆长陈翠莲重视历史脉络，或许有其坚持。 那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不应被简化成任何在野联盟都能随手粘贴的标签。 但民主精神若只能存在于国史馆的文件与教科书里，而不能成为今天人民检验权力的尺度，那么我们纪念党外，也只剩下纪念。 角色一直在变。

民进党曾是威权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今天是中央与地方的长期执政者；国民党曾经长期掌握政权，如今成了在野；民众党与无党籍人士，则在两大党之外寻找空间。 权力的位置换了，民主对权力的要求却不该跟着换。 林正杰当年说「宁为再度党外」，是对自己阵营的不服从。 这才是党外最珍贵、也最难学的地方：批评对手容易，批评自己人难；在野时要求监督容易，执政后接受监督难。 嘉义能否成为当代在野大联盟的「民主圣地」，不应由任何政治人物宣布，而要看它能否实践反特权、反垄断、接受公共监督。 今天它反对「明文规定」，明天它就必须拒绝让自己成为另一套「规定」。 「党外」从来不只是一个政治身分，而是一种面对权力时，永远保有批判能力的精神。

民主最值得珍惜的，不是谁曾经站在权力之外，而是谁在掌握权力之后，仍然愿意自省，愿意反思，愿意接受监督。 ＊作者为铭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