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学生，于一九二一年七月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 共有两人，第一人拿到的学生证是九号； 另一个人拿到的学生证是二十三号。 我们无从得知这两人的名字，或者是哪个组织将他们送来莫斯科； 只知道他们在文件中有获准入学的纪录。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有一行二十六名中国人注册，包括上海共产党圈子推荐而来的刘少奇、罗亦农和吴芳（这一群人的领导人），以及任培国、萧劲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陈启沃、谢文锦、蒋光慈与廖划平。 与来自上海那群人一起离开中国的彭述之因不明原因在途中遭扣留，直到九月下旬才到大学报到。

该年年底，有三十五至三十六名中国人就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一九二三年春天人数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四名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的移民； 一九二四年初，人数有五十一人； 到了一九二四年底有一百零九人； 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则有一百一十二人。 这些人是由中国共产党或亲共人士的领导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之后，由党组织挑选出来，前往俄国求学。 中国人并未咨询莫斯科领导阶层的意见，至少在初期并没有。 既然相关的共产国际部门于一九二年代初对于这些即将入学的学生没有私交，也没有其他认识的管道，因此没有理由咨询俄方意见。 一九二○年八月底，共产党人在湖南长沙组成俄罗斯研究会，负责挑选学生。

毛泽东担任这项工作：「在他的脑海中，这一整套在苏联的工作与求学活动是延续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勤工俭学』的脉络。 」勤工俭学运动从一九一二年起就在中国发展； 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中国年轻人到民主与工业的先进国家法国求学与工作。 毛泽东的朋友，湖南长沙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直接与学生候选人沟通。 学校的学生称他为「贺胡子」。 正是他挑选了如刘少奇、任培国与萧劲光等之后赫赫有名的年轻人。 在与他们以及其他几名希望前往俄国求学的年轻人交谈了几次之后，他于一九二○年夏天送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他是在激进大众间传阅的报纸《新青年》的总编辑。 当时陈独秀正在筹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同时也安排在未来派遣中国学生至莫斯科事宜。

协助他的是苏联共产党员格里戈里・魏金斯基（Grigorii Voitinsky，他真实的姓是扎尔钦〔Zarkhin〕，中国人叫他吴廷康），他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事务部（Foreign Department of Vladivostok Division of the Far EasternBureau）代表，他于一九二○年四月来到中国，随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玛丽亚・库兹涅佐娃（Maria F. Kuznetsova，又名诺拉〔Nora〕），以及翻译员杨明斋（本名杨好德），后者从一九○一年起就以化名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施密特（Ivan Vasilievich Schmidt）住在俄国。

在替学生写好推荐信之后，一九二○年八月，贺民范将学生分批送往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带一栋在霞飞路附近的屋子里，地址是愚园路六号（今愚园路／霞飞路五六七弄六号），当时陈独秀与魏金斯基替像刘少奇与他的同志这样向往社会主义，想到俄国求学与旅行的年轻人，以所谓外语学校的规定在这里开设短期课程。 课程于九月开始。 外语学校的筹备人给自己设置的任务，是使年轻人做好在外国生活的准备，教授他们基本但不可或缺的知识，包括俄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以及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许多刚抵达这所学校的左派激进分子，就如同那些参加俄国内战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只有模糊的理解。

杨明斋是该校校长也是其中一位俄语教师； 另外两位俄语教师是库兹涅佐娃（Kuznetsova）和王元龄。 王元龄曾在哈尔滨学俄文，她非常年轻，年仅十八岁，是未来的北京政府驻莫斯科大使李家鳌的外甥女。 陈独秀亲自推荐她担任教职。 最积极的学生之一，是当时筹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俞秀松，他担任学校的技术书记。 这所外语学校所在的房屋，就是成立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 陈独秀就住在与愚园路六号一墙之隔的二号（没有四号）。 不久后，陈独秀搬到另一个住处：南昌路一百巷二号。 这所学校机构营运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 它在一九二一年底关闭。

学生人数平均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间，在不同时期也有多达五十至六十人，他们大多数在此学习基础俄语。 他们也学了一点法语、英语和日语，依序由上海共产党圈子中的李汉俊、袁振英和沈雁冰（也就是将来的名作家茅盾）教授。 学习日语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学生们应该是经由长崎与海参崴前往莫斯科——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人与俄国白军手中。 西欧语言也很有用，因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俄语的日常生活用语，比学习西欧语言的日常生活用语要困难得多，而在莫斯科，尤其是在共产国际中，有不少人会说这些通用的语言。 在周日，上海共产党圈子里的另一名成员——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陈望道，对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 顺带一提，他于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

大多数学生觉得外语和马克思主义这两者都很困难。 例如萧劲光之后写道「（《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 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 」对于这些来自中国各省的年轻人，还有另一个理解《共产党宣言》的障碍。 他们当然很尊重博学的陈望道，然而他每次来上课，身上都散发出浓浓的古龙水香气。 不熟悉这文化标记的学生们总是因此分心，在底下偷偷笑老师。 尽管马克思本人不在现场，不用说他们确实也对马克思极为尊敬。 除了致力于学习，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也从事公开活动：他们会参加在上海持续举办的爱国示威游行，对城市里的工人进行革命宣传，以及撰写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与海报。

一九二○年秋天，他们全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用说，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由魏金斯基全额负担。 然而为了安全起见，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学校的筹办人在报纸《民国》上刊登了一则学校正式开办的声明，指出上课每个月需缴交两银元。 他们不能宣称上课无需学费，以免引来法国警察的怀疑。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在第一个月，无论是魏金斯基或任何人，都无法让学生准备好接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课程。 直至一九二一年春天，这所学校才有了具体的目标：已经在外语学校就读了几个月的学生，被分批送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魏金斯基提供他们旅费，杨明斋则给他们所需的文档。 他们必须把上海共产党圈子发的推荐信藏在鞋底。

在刘少奇与他的同志王一飞之后，还有汪寿华、许之桢、柯庆施、任作民（为任培国的堂兄弟，是毕业自该校唯一一位工人）、任培国、梁柏台、傅大庆，以及许多曾经在外语学校上过八个月课程的其他人，都启程前往俄国。 诚然，并非所有外语学校的毕业生都有幸拥有前往俄国的机会。 有些人，包括之后以组织中国农民运动出名的彭湃在内，都无法前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 中国本土的共产党运动需要愈来愈多的同志，因此陈独秀与其他领导者不许大多数共产主义支持者把时间浪费在补充教育上。 走海路经由长崎到海参崴，再绕道至「赤色」伯力（Khabarovsk），然后再搭火车前往莫斯科，当时要花上数月，一路上潜伏着这些新生根本无法想像的危险。

「初生牛犊不怕虎」，萧劲光贴切地形容他们的心境。 例如在海参崴，由东三省军阀张作霖控制的总领事馆的特务逮捕了刘少奇、吴芳与出于某种理由引起特务不满的其他几个人。 他们威胁要杀了刘少奇，除非他坦承来海参崴的原因。 但是他仅仅不断重复，「（我是）做裁缝的。 」他知道有许多裁缝师和理发师从中国南方省分来海参崴讨生活。 最后，特务听不懂来自湖南省宁乡县的刘少奇说的南方方言，他们失去耐性，就把所有人都放走了。 刘少奇与其他人在越过白军与红军的边界时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 他们唯有坐上行驶于红军控制区域内的火车，才能放松警戒心。 但有一件事使他们无法全然开心，那就是持续的饥饿感。

就算能够在沿途车站买到食物，他们也只能少吃一点，因为不知道路途还有多远。 火车因为缺少燃料而时常停驶。 刘少奇回忆道：「在火车上，没有煤炭烧，就烧木炭； 没有了木炭，还要坐火车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来以后才能开动火车。 」 ＊作者达利亚．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国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与玛丽‧凯萨琳‧吉贺德人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两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联经出版）。 ​《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书封。 ​